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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职业化与司法大众化之争 [摘要] 司法职业化与司法大众化是当今法学界备受争议的问题之一，司法职业化要求法官独立做出判决，司法大众化却要求倾听民意。两者之间的矛盾似乎是显而易见，然而它们却并不对立。无论是司法职业化还是司法大众化，都是现今司法改革中所必须要求的。两者在实质上互相弥补互相促进，是缺一不可的。 [关键词] 司法职业化；司法大众化；邓玉娇案 司法职业化与司法大众化长期以来一直是法学界的备受关注和争论的问题之一，也是我国司法改革所要面对的一对难题。许霆案、邓玉娇案曾经都引起了司法界和群众的广泛关注，至此法学界对于司法应当职业化还是大众化的争论越来越激烈。究竟是应当法官独立做出判决，还是应当倾听民意？什么是司法职业化？什么是司法大众化？两者存在什么矛盾以及如何去化解？这些都是本文即将探讨的问题。 一、司法职业化与司法大众化 首先我们必须要弄清楚司法职业化与司法大众化的内涵，才能进一步探讨更多问题。 （一）司法职业化 什么是职业化？简单来讲职业化就是一种工作状态的标准化、规范化、制度化。法律知识高度系统化和理论化的专业性知识，决定了法律职业必须走专业化道路，从事法律职业者，必须以接受相当的法学教育为前提，许多国家都把受过高等法学教育作为从事法律职业的前提条件。而人们一旦成为法官，要求自然而然就更加严格，应当与政治事务、经济行为和感性的社会思潮长期稳定地保持相对疏离。法官不应当从事其他能获取利益的事务，在审判工作中应当尽可能保持中立，不受旁人旁事的影响。按照通说，法官的职业化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法官的职业资格制度；2.法官的职业培训制度；3.法官的职业保障制度；4. 法官的职业责任与职业道德机制。 （二）司法大众化 司法大众化是相对于司法职业化提出的，从侧面上反应和表达了人民群众想要参与司法程序的一个迫切愿望和要求，要求公开与民主,近几年关于司法大众化的呼声也是越来越高。值得注意的是，司法大众化并不等同于大众司法，并非意味着全民皆可为法官或只知道盲从民意，也并非是代替当事人或包办当事人的行为，而是要求司法程序公开公正，在司法领域中走我国一贯强调的群众路线，突出人民群众的监督权利及其不可替代的作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沈德咏的观点，司法大众化应该包括以下几个层面的内容，值得我们参考： 1．在宪政层面强调司法属于人民，司法服务的对象应该是一国之内最广大的基本民众。 2．司法制度在设计上应当适合广大民众的需要，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审判的方式方法、审判的组织形式、审判的场所应当体现便民、利民的原则。 3．法官所依赖的知识、适用的语言、司法文书的格式与文风、生活方式和道德情操等应当与广大民众的现实生活基本保持一致。 4．法官审理案件应当深入群众进行调查研究，以增强其社会阅历和综合知识，了解和把握社情民意。 5．应当有组织地发动民众与职业法官一起从事审判活动，应当以民众的意见作为评判司法工作成败与否的最终标准。 二、司法职业化与司法大众化的矛盾 司法职业化要求司法执业人员专业化、法官中立，而司法大众化则要求民主与公开，所以从表面上看来两者的矛盾是显而易见的。关于这一矛盾，我们可以由轰动一时的“邓玉娇案”做出具体分析。 事情发生于2009年5月10日，湖北省巴东县野三关镇政府的三名工作人员在该镇雄风宾馆梦幻城消费时涉嫌对该娱乐城的服务员邓玉娇进行性骚扰，结果争执中邓玉娇用水果刀刺中了一人的喉部和胸部，后经抢救无效而死亡。次日，警方以涉嫌“故意杀人”对邓玉娇采取强制措施。此案一经曝光，立刻引起了全国民众的广泛关注。16日上午，湖北省巴东县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邓玉娇案”，并做出一审判决：被告人邓玉娇犯故意伤害罪，依法免予刑事处罚。之所以会做出这样的判决，是因为法院认为，邓玉娇在遭受邓贵大、黄德智“无理纠缠、拉扯推搡、言词侮辱”等不法侵害的情况下，实施的反击行为具有防卫性质，但超过了必要限度，属于防卫过当，致人死亡的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案发后，邓玉娇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如实供述罪行，构成自首。并且经法医鉴定，邓玉娇为心境障碍(双相)，属部分(限定)刑事责任能力。据此，依法判决对邓玉娇免予刑事处罚。 到目前为止，邓玉娇的案子看似告一段落，得到了圆满结局，然而当时它在整个社会上所掀起的风波，至今仍然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尤其是学法之人，更引起了其深深地思考。司法职业化与司法大众化的矛盾，在这个案子中就形象地体现为司法机关与社会舆论的矛盾。 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就是在案发后，侦查机关对具体案情的描述一直在变化，尤其是一些关键情节，例如一会儿说邓玉娇没有受到性侵犯，一会儿又说其确实受到了性侵犯等等。公安机关在调查案情时的不严谨难免会给公众造成不好的影响，许多人甚至直接认为这就是官官相护的现实演绎，法律的天平已经倾斜。至于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