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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股份制：农村信用社的终极产权制度 农村信用社究竟应当选择什么样的产权制度？多年来，这个理论上本该由农信社社员和员工自行决定的基本制度安排问题，却一直由决策层和学术界人士把持着话语权乃至决定权。即便是在国务院印发《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近3个月后的今天，仍有学者想来干预。中央财经大学郭田勇教授在近日发表的《试论农村信用社产权改革》（载《光明日报》9月17日“理论”版）一文中，依然鼓吹“坚定农村信用社合作制改革的基本方向”！这与他的同事史建平教授的观点如出一辙。 对此，笔者不敢苟同。现不揣冒昧，略述浅见，斗胆与郭田勇教授等学者商榷。 合作制——此路不通 平心而论，农信社沦落到如今这般境地，原因相当复杂。或许因为搞实务的不通理论，而研究理论的又疏于实务的缘故，以致“农信社应继续实行合作制”之类的观点，至今在学术界和决策层仍颇有市场。他们之所以对合作制情有独钟，是因为他们对农信社的处境与出路认识不清，不愿意面对合作制日趋没落的现实，仍然抱着敝帚自珍的心态，闭门造车般地空唱“坚持合作制”的高调，幻想合作制这朵昨日黄花，能够在21世纪再现辉煌。 但是，情感战胜不了理智，幻想否定不了现实，怀旧更加阻挡不了潮流，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合作制在我国的50多年历程，一路充满着辛酸和无奈。建国之初建立的“三大合作”，留下的更多是教训。生产合作早在20年前就已烟消云散，供销合作也是英雄暮年徒有虚名，只有农村信用合作勉力支撑，坚持度过了风雨飘摇的半个世纪，即便借助中央银行支农再贷款的鼎力扶持，却也无力摆脱全行业资不抵债的困窘境地。历史的教训和现实的困境时时警示我们，农信社走合作制的道路，注定逃脱不了“此路不通”的无情结局！ 首先，官办的合作制先天不足。1950年代，我国农信社由农村合作化运动催生出来，成立之初就打上了官办的烙印。经过一波三折的变迁，农民合作意识并未得到增强。相反，面对着农信社的虚假合作，再加上中国历史上合作机构的衰败，使大部分农民仿佛患上“恐合症”，“谈合色变”导致某些农信社为了取信于民，竟然悄悄地将门牌中的“合作”二字去掉。承袭着这样的历史氛围，如果仍然盲目坚持合作制，农信社如何才能长成参天大树？ 其次，恢复合作制一相情愿。1990年代后期，全国农信社轰轰烈烈开展的恢复合作制运动，看起来天衣无缝，实则换汤不换药。一是不符合自愿原则。社员入股靠行政力量捏合，承诺有“免费午餐”农民才会拿钱入股，所谓自愿就是这种“拉郎配”式的合作。二是不符合为社员服务的原则。农信社经营实际上早已商业化，面对急需资金的社员不再“雪中送炭”，而偏好“锦上添花”，社员享受不到优先获得廉价贷款的实惠。三是不符合民主管理的原则。“三会”制度形同虚设，最令合作制引以为豪的民主管理，在农信社却成了“一言堂”。正如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局局长谢平（2001）所说：“中国近50年就不存在合作制生存的条件，现有农村信用社体制确实不具备向真正合作制过渡的可能性。” 再次，国外成功经验令人神往。目前，西方发达国家的合作金融组织，正发生着质的异变，他们以追求盈利最大化为目的，呈现出服务对象开放化、业务种类多样化、经营范围国际化、经营手段现代化、服务追求优质化的新特点，逐渐把触角伸向了国际金融市场，有些已成为国际性大银行。如：德意志合作银行，已经在一些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如纽约、东京、伦敦等地设立分支机构，以这些城市的经济实力，难道还需要其他国家去扶贫吗？事实证明，外国的合作金融机构正朝着股份制银行转化。 最后，理论失误亟待矫正。笔者早就指出：我国现行的以合作制为核心的合作金融理论与政策，存在着不容否认的片面性、滞后性。它直接造成我国农信社“大行业、小机构、松散型”的体制缺陷，导致农信社经营风险不断积聚，最终出现全行业高风险状况。长期积聚的体制型风险，时时威胁着农信社的可持续发展，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必须尽快实施果断、坚决、彻底的体制改革。如果仍是一如既往地仅仅在农信社现行体制上修修补补，从总体上看，农信社就不可能走出高风险的境地（详见《中国改革报》2000年8月23日第6版拙作《农村信用社风险的体制特征》）。 综上所述，如果继续披着合作制的外衣运行下去，农信社必将陷入山穷水尽的境地。 至于新生的打着“股份制+合作制”旗号的宁波鄞州农村合作银行，虽然在产权制度上有所创新，但究其理论基础而言，本质上不过是对传统合作制理论的修补与完善，并没有实质性的理论飞跃。正是基于此，笔者才敢斗胆断言：农合行非驴非马，绝非农信社改革普遍适用的正确方向！（参见《国际金融报》4月28日第四版拙作《农村合作银行难逃尴尬》 股份制——生机无限 历史的教训反复提示我们：农信社走合作制道路，不管是在明晰产权关系、明确经营责任上，还是在充实资本、完善监督上，都存在着许多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