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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賦體之類別 2011-3 賦體來源頗雜，故形式非一。《漢志．詩賦略》區別賦之作品為四類，以作者名領銜者有屈原賦、陸賈賦、荀卿賦共三種，其它作家各連類附之於後，另有無主名的雜賦一種。其區分條件學者各有推敲，如章太炎云：「屈原言情，孫卿效物，陸賈賦不可見，……蓋縱橫之變也。又認為淳于髡之諫酒，東方朔之隱，管輅郭璞有韻的占辭都是雜賦。《文選》則以賦之題材作為分卷的依據，另設有七、對問、設論等類。 祝堯《古賦辯體》分辭賦演進為五個階段：楚辭體、兩漢體、三國六朝體、唐體、宋體；又論辭賦有四體：古賦、俳賦、律賦、文賦。明．徐師曾《文體明辨》云： 楚辭亦發乎情而用以為諷，實兼六義而時出之，辭雖太麗而義尚可則，……荀況所作五賦，工巧深刻，純用隱語，若今人之揣謎，於《詩》六義不啻天壤，君子蓋無取焉。兩漢以下，作者繼起，………故雖詞人之賦而君子猶有取焉，以其為古賦之流也。三國兩晋，以及六朝再變而為俳，唐人又再變而為律，宋人又再變而為文，夫俳賦尚文而失於情，……。文賦尚理而失於辭，……文賦尚理而失於辭，……至於律賦，其變愈下，……但以音律諧協，對偶精切為工，而情與辭皆置弗論。 《文體明辨》之分體今學者多所採認繼承，但其評比之辭亦有可議者。一為過於崇古，凡屬古賦即謂合乎詩之六義，言俳賦則云重辭而失於情，云文賦指其尚理而失於辭，至律賦則謂情與辭俱失，此恐陷於主觀及過於籠統。二為尚雅輕俗，謂〈賦篇〉不合六義，君子無取。案之《漢志》，〈隱語〉十八篇即屬「雜賦」，何以兩漢之作是「古賦之流」，「比興之義未泯」，而《荀子》隱語則不可取？就比興而論，〈賦篇〉屬客主對話，禮、知、雲、蠶、箴五篇各有深遠之喻旨。豈以其體於後世未有繼承，又視隱語為文字遊戲，遂忽略其比興風喻？《荀子》又有〈成相〉，係韻誦體的聯章，為說唱體，〈漢志〉歸在「雜賦」之列。似不宜視之為民謠。凡此皆重雅輕俗之弊，亦忽略賦體本為概括多種形態之綜合體裁。 今學者對歷代賦之分類多據格式句法而論，如云有騷體、詩體、散體、律體之類。此類依形式之區分法，固有簡括、整齊之效，然頗無法突顯賦體特徵。如騷體與詩體同屬齊言，差別只在語氣詞之有無；散體中兼有對問、俳諧，並無法顯現類名之義涵。至於其增設俗賦一體，極能概括敦煌俗賦發現以來之各種白話賦、實用賦之體。然此俗賦係依屬性而命名，與其前依時代、依體式而名者又有不同。故對賦體之區分標準，似乎頗難「一以貫之」。其實賦之分類應兼顧形式與內涵，能夠突顯其「屬性」，始為較適當之分類法。 故若兼採形式與內涵特色，作為分類標準，應可將賦體區分為六類，略述如下： 一、自述表志的騷體 屈原的〈離騷〉是抒情述志的吟誦詞，其中多充滿誇張、想像的描寫。於句中或句尾加以「兮」、「些」、「只」之語助詞。屈子又有〈大招〉、〈招魂〉、〈九歌〉、〈九章〉等篇，宋玉等及漢以後之作者繼之發揚光大。《文選》立「騷」體以名之，以別於「賦」體；《文章緣起》亦分立「賦」與「離騷」。學者對於凡模擬〈離騷〉之體裁語氣者，稱之為騷體賦，以與漢代設辭的散文賦等相區別。 趙逵夫說到宋玉、唐勒、景瑳對屈原〈離騷〉以後騷體的演進： 宋玉、唐勒、景瑳……發展了騷賦鋪排的特徵，而宋玉的騷賦在心理描寫和借助自然現象以抒發感情方面，大大發展、豐富了屈原的抒情手段，使騷賦在心理描寫方面達到很高的水平。唐勒將屈原浪漫主義創作方法同當時齊、楚一帶流行的神仙家思想結合起來，在原始神話之外引進不少新的意象，使得展示作者思想意識的材料、部件具有了鮮明的時代特徵，在遊仙詩、遊仙賦的方面，給後代以很大影響。景瑳之作比較質直，……接受屈原法制思想，在張揚屈原精神方面有其他任何篇都不能替代的作用。 宋玉、景差、唐勒等雖「祖屈原之從容詞令，終莫敢直諫」，但創造了婉約諷諫的賦體新面貌，成為設問鋪寫大賦的先聲。漢代的騷體名著有賈誼〈鵩鳥〉、〈弔屈原〉，司馬相如〈長門賦〉，司馬遷〈悲士不遇賦〉等。三國時禰衡有詠物的〈鸚鵡賦〉，曹植有〈蝙蝠賦〉。至唐、宋的詼諧短賦仍或採用此體。似乎「些」、「兮」、「只」之尾音遺響，頗透露出作者對政治的歎息。 雖《史記》將「辭」與「賦」混同看待，但騷體賦與設問賦在形式與內涵上的差異，使二者終於分道揚鑣。以文學史的進程而論，楚辭體的句法固定，內涵上多用於個人遭遇的咨嗟感慨；賦體則隨著時代建立其特色，不斷創造新的內涵，在口誦文學的基本定義上，作更開闊的發揮。 騷體賦也被文人用來作為雜文，稱為賦體雜文。它們雖不用淺近的文字，但以騷體寫訴訟之文，充滿著刺謔語氣。如韓愈〈訟風伯〉、柳宗元〈愬螭〉，都是代表人民對旱災、水怪的控訴，主旨則是「作者希望以王法綱紀來管制權臣的政治訴求」，及針對迷信的破除。 二、設辭說理的問答體 設辭說理賦以問答形式突顯自喻、諷諫之主旨，多為散文、韻文之合構，或純為散文。對問體實為後世賦體之嚆矢，屈子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