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礼乐刑政,综合为治”的警政思想及其实践.docVIP

（二） 中国古代的“礼乐刑政，综合为治”警政思想及其实践 “礼乐刑政，综合为治”既是对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概括、对中国古代治国思想的概括，也是对中国古代警政思想及其实践的高度概括。 1、什么是“综合为治”：孔子的故事 什么是“综合为治”呢？简单的讲，就是综合运用多种手段来维护社会治安秩序。我们先来看一个孔子的故事。 大约在公元前500年左右，鲁国的执政季孙任命孔子担任负责司法审判的司寇。一天，有一对父子前来诉讼，孔子把两人关了起来，三个月都不审理。父亲受不了，就要求止讼。孔子就将二人释放了。季孙知道后，很不高兴，说：孔子骗我啊！他不是极力主张孝道吗？儿子居然与父亲对簿公堂，显然不孝，应该杀掉才对啊，怎么能不处罚呢？孔子听说季孙的牢骚后，感叹说：不教育百姓行孝，却以不孝治罪，这是滥杀无辜；百姓不孝，原因是在上的不行教化，罪不在民。因此，孔子主张：处理案件，首先要以道德教化疑犯，不行，再以贤人事迹劝说，再不行，才以刑罚威胁。“若是三年，而百姓正矣。其有邪民不从化者，然后待之以刑,则民咸知罪矣”。这事被后人概括为“教而后诛”。从这个故事来看，孔子推崇道德教化，但并不反对依法处罚，只是强调依法处罚必须建立在道德教化的基础上才能让百姓信服。因此，孔子是主张道德教化和法律处罚并用的，而不是单一的道德教化，正如孟子所说：“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 从综合多种手段这个意义上来讲，“综合为治”的思想在中国有着悠久的传统，可以追溯到文明之初。据说舜在担任部落联盟首领时，曾赞扬担任“士”之职的皋陶，能“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无刑”，即能以刑罚辅助教化，刑教并用，维护好社会治安。这就是后人所说的“明刑弼教”。西周初年周公又提出“明德慎罚”，“明德”就是要求统治者道德上能够自我克制，勤于政事；“慎罚”就是对刑罚的运用要谨慎、公正。明刑弼教、明德慎罚就是“综合为治”的最早形式。 春秋战国时期，面对“礼崩乐坏”、“天下无道”的社会秩序，诸子百家从各自的立场出发，提出了不同的警政思想，如：儒家主张德政，法家主张以“法制”，墨家主张“兼爱”、“交相利”，道家主张“无为”。但是在相同的历史大背景下，诸子百家又继承了以往“综合为治”的传统，在长期的争鸣过程中，彼此都取长补短，呈现融合、综合的趋势。如儒家强调德政，但也承认刑罚的作用；法家“尚法”，但秦王朝也倡尊“礼义”，注意教化，端正风俗；名家主张刑名法治，但也吸收道家无为思想；道家主张无为，但也兼收法家、儒家治国主张；而以《吕氏春秋》为代表的杂家，更是兼纳各家的主张。这为汉代司马迁总结提出“礼乐刑政，综合为治”奠定了思想基础。 2、司马迁的总结 秦统一之后，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法制”，实行重刑主义，轻罪重罚，遭到了民众的激烈反抗，迅速灭亡。汉代思想家在思考秦代灭亡原因的基础上，总结先秦以来的诸子治国思想，提出“综合为治”的主张。西汉前期陆贾、贾谊、晁错等人的政治主张里均含有“综合为治”的意思，但明确提出“礼乐刑政，综合为治”的，是西汉著名历史学家司马迁。 司马迁（前145—前87年后），字子长，西汉夏阳（今陕西韩城）人，西汉伟大的学家，著有《史记》，记载了上自中国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公元前100年），共3000多年的历史。?乐书》中，司马迁从理论上阐述了“礼乐刑政，综合为治”的思想。他写道：“故礼以导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这两句话的大意是：礼是用来引导民众的志向，乐是用来和谐民众的声音，政是用来整齐规范民众的行为，刑罚是用来预防民众的违法犯罪，礼、乐、刑、政四者所要达到的目的是一致的，都是要使民众的行为不邪僻，同心同德，从而达到治理之道（王道）。司马迁所说的“礼乐刑政”，大致相当于现在的伦理道德、音乐艺术、律令刑罚、行政管理，这四者都是达到治理状态必须要用的手段。在《史记?乐书》里，司马迁还详细论述了礼、乐、刑、政何以能达到治道。 在《史记》的其他篇章里，司马迁结合西汉初年政府的治理实践，进一步发挥“礼乐刑政，综合为治”的思想。如在《酷吏列传》，针对汉初的酷吏，他评论说：一方面，法令是治理的工具，却不是达到治安的根本手段，法令越是严酷，盗贼反而更多，因此，实现治安，在于道德，而不在法律的严酷；另一方面，在治安严峻的情况下，如果不用强健有力的人和严酷的法令，怎么能胜其任而愉快呢？如果让倡言道德的人来干这些事，一定会失职的。在《循吏列传》，他评论说：法令用以引导民众向善，刑罚用以阻止民众作恶。文法与刑律不完备时，善良的百姓依然心存戒惧地自我约束修身，是因为居官者行为端正。只要官吏奉公尽职，按原则行事，就可以用它做榜样治理好天下，为什么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