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公共服务广播的形势_俯瞰与分析.docx

世界公共服务广播的形势:俯瞰与分析〔加〕马克·莱伯伊3内容提要当今世界广播制度的结构大大改变了:一是新技术导致的频道容量的增加和视听边界的模糊;二是国家广播体制模式在东欧地区的消失;三是在西欧国家里,原先垄断性的公共服务广播衰落、商业广播蓬勃兴起和混合广播体制的实行,从而引起人们再次提问:什么是公共服务广播?作者认为,公共服务体制是区别于私营企业体制和国营广播体制的公共媒介。独立于政府、独立于市场,是“公共领域”的首要标准。公共服务目标和可靠经费来源是公共广播议题的关键。15年前,当已故的麦克布莱德(SeanMacBride)担任主席的传播研究国际委员会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作报告时,世界广播制度的结构还不是一个问题。在该报告中,只有两页讲到这个问题。公共服务广播甚至无需一个专门的索引条目1。1980年,各国广播制度是根据各个国家主导的政治体制来解释的。多数欧洲国家都是实行垄断的广播体系———虽然在西欧和东欧,是根据极不相同的原则运作的;在非洲,全国广播体系也是严格地为政府所有和由国家经营的。在另一极端,美国的自由企业广播模式为多数亚洲国家和美洲国家所采用(当然,有明显的例外)。当时,采用“混合”体制的国家很少(报告中列举了英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和芬兰)。尽管社区广播已经存在,但它还只是纯地方性的、边缘性的现象,与主流广播极少联系。当时,CNN这几个字母尚未有它们今天的权威影响。3译者按:马克·莱伯伊(MarcRaboy)博士是蒙特利尔大学传播系的教授,在我去加拿大进修前,曾拜读过他的《错过的机会:加拿大广播政策史话》一书,深受启示。那是一本获得好评的加拿大广播历史著作。在蒙特利尔时,Raboy教授慷慨地赠与我不少他的论文,因此有了这篇文章的译介。此文是提供给1995年7月在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共服务广播的文化和教育作用国际圆桌会议的。在中国,公共服务广播其实还是一个尚未开拓的研究领域。长期以来,尽管我们常常使用“公共广播”的名词,并对此有“想当然耳”的理解(对错暂且不论),但缺少学术方法的辨识。我们所说的“公共广播”(它其实指的是“国营广播”)与世界上通行的认识,意义并不相同,虽然两种广播都遇到了相似的挑战(来自私营传播业的商业竞争),并处于类似的两难困境———文化优先还是利润第一?在本文中,几乎所有“广播”(broadcasting)一词都是指“广播和电视”,“全国性”(national)有时也译作“国家的”,意指“代表某个国家的全国性”广播系统。由于原文篇幅较长,我在忠实于原意的基础上采用了编译方法。84新闻与传播研究自那以后,世界变了。广播的演变以三个平行发展的现象为特点,一是新技术导致的频道容量的大增和视听边界的消失;二是随着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国家广播体制模式在那一地区已不复存在;三是在原先公共服务广播垄断的西欧国家里,商业广播的蓬勃兴起和混合广播体制的采用。这些现象不是互相孤立的,而是以复杂的联系方式与新出现的地方广播以及全国广播和国际广播发生关系。在1980年,欧洲有40个频道,今天,有150个。由于订阅服务和每次收看付费的服务逐步取代普遍服务,广播日益转向消费者模式。广播业的新经济机制是五花八门的广告费、订阅费和每次付费的结合。目前令人困惑的是,广播和狭播、空中广播和有线电视、公共广播和私营广播,这些以往界限清楚的经营方式之间,区别日益模糊。广播进入更加复杂的多媒介环境,而它以前的亚领域,例如空中电视广播、有线电视和卫星电视,它们之间清楚的界限也迅速变得过时了。于是,有关公共服务广播的问题将要在一个更大的政策框架中体现并解决。它预示着的,既是更大的限制,也是新的可能性;但是,基本的标准问题始终存在:“广播的公共功能是什么?2”直到最近,除了美国这个明显的例外,“全国的”广播体制基本上被视为民族文化的运载工具,而它在这方面的成功也与国家的公共广播制度联系在一起。现在,在多数国家,全国广播体系都被赋予了更广的责任,而同时,它们在每一国家的视听领域中控制着越来越小的份额。但是,在民族意识中,它们的信息是否更不重要呢?这是一个极难回答的问题。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民族特征”的实质已成了问题。今天,“特征”变得日益多面化;而“民族特征”,在许多国家,甚至在一些政治上最稳定的国家,都是一个敏感的争议论题。过去,尽管传统的公共广播组织出色,它却几乎全都是通过一个强大的、常常是高度集中的、全国性的公共广播者来体现的。今天,挑战不仅来自全球化的外部压力;也来自传统的民族国家内部观念的多元化3。传统上,人们期望公共服务广播代表区别于外国的民族国家,并维护国家的统一。现在,人们以地方和全球的观念重新观照“民族”、“国家”、“文化”和“特征”这些概念范畴。好莱坞大众文化产品的成功,是因为它的娱乐性和大众趣味。娱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