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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者白岩松 　　如今的白岩松，在作家这个杯子里努力装水，从《痛并快乐着》到《幸福了吗？》，当初的座右铭也变成：捍卫常识、建设理性、寻找信仰。 　　 　　从大草原到央视直播间，不变的是他对信仰的追寻；从《痛并快乐着》到《幸福了吗？》，他犀利依旧；从绿茵场上的青涩小伙到四十不惑身为人父，他扪心自问幸福的真谛。他就是白岩松，一个时代的记录者、思考者、共同成长者。他说：“时代进步了，终于到了要把幸福作为大事的时候了。如果倒退20年，我们坚定地认为物质进步就是幸福，可现在幸福并没有如约而至。敢说自己幸福的人，我还真没见过太多，大家应该经常问问自己‘幸福吗’。” 　　幸福是对青春的记忆 　　白岩松出生在内蒙古的海拉尔草原上，母亲是一位历史老师，由于父亲早逝，他和哥哥扛起了家庭的重担。北方的冬天特别冷，附近的井水不能喝，年幼的白岩松要去200米之外的朋友家挑水。由于井水结冰，他先要在家烧一壶水浇到井里，再打水用扁担挑回家，一周两次，从不间断。 　　第一次看到电视机，是上世纪80年代初，14英寸的黑白电视机被层层锁在柜子最深处，白岩松笑言：“没想到多年后自己会成了电视机里的人。”第一次看春节联欢晚会，是到邻居家蹭的，电视机上罩了个放大膜，画面因此大而变形。《我的中国心》给白岩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只是他一直不明白：洋装是什么装？香港在哪里？ 　　念念不忘的还有“过滤嘴裤子”，人长高了，便在裤子下面接上一截，外形如同过滤嘴香烟，有时接了两三截，还是不同颜色的。在家门口的院子里种菜，自制玩具枪，弹玻璃球，偷听邓丽君的歌，这些组成了白岩松的童年生活。 　　升学考试时，赶上《姿三四郎》热播，权衡再三，白岩松决定选择看电视。于是他以上自习为由，躲到同学家看，成绩也因此滑落到全班倒数第二名。临近高考，白岩松临阵磨枪，舅舅送了好多在当时算补品的方便面。比起很多人考艺术院校的执著，白岩松多少有些“动机不纯”，母亲的一个北京广播学院的学生来拜年，听人家说广播学院有时间看闲书，考试还容易过，才决定报考。他笑称：“那时广播学院没什么名气，等于买到了原始股。” 　　初到北京，白岩松就被罚了1.5元的“巨款”。一天，他买了包糖炒栗子边走边吃，总觉得身后有人跟着，一回头，大妈说：“交罚款，吐一口壳5角，一共3口。”至今，他看到栗子还有些抵触。 　　对当时的大学生而言，吃和看书是两大主题。白岩松回忆道，他经常买个馒头当夜宵，但无论藏得多好，回宿舍一摸，没了，被偷吃了；当时班里还成立了个“油肚协会”，腰围二尺五以上者可入会，结果30人里有3个合格的；有些囊中羞涩的学生，出下策去偷书，一旦被抓问及姓名，男生总叫常振铮，女生叫刘继南。后来书店老板一打听，广播学院院长叫常振铮，副书记叫刘继南。 　　传看武侠书，在宿舍厕所打麻将，看现场配音的外国电影，通宵舞会，写诗下酒，听摇滚乐，和同学从成都流浪到南京。这些构成了他丰富的大学生活。 　　而白岩松最重要的业余活动便是踢足球了，最高纪录一天踢了7个多小时的足球：“我一直觉得自己是足球专业毕业的，两次成为‘广院杯’进球最多的球员，连毕业照都是以球场为背景。” 　　幸福是对时代的见证 　　毕业后，白岩松被分配到《中国广播报》工作，后进入中央电视台担任新闻评论部主持人，其节目《东方时空》、《焦点访谈》、《新闻调查》等以独特的视角和犀利的语言深入人心。对他而言，犀利是流淌在血液里的。“我最讨厌假、大、空。岁月把本来有棱角的人变成一个个混沌的圆。人人都喜欢听真话，自己为什么不说真话？很多人劝我别做新闻评论员，因为我每天都得罪人，我妈看电视都替我揪心。可我能不选择这条路吗？这是一场长跑，我希望新闻人能形成一股力量推动时代前进。”说到激动处，他用手敲击着桌子。 　　从事电视行业伊始，白岩松送给自己9个字：说人话、关注人、像个人。做个不顺从的群众，是他的定位：“一个记者如果过于顺从，那赶紧改行，只追求安全的媒体不能称为媒体，不信你放报摊卖卖看，能卖出去才怪。不愿意承担风险才是最大的风险，一味和谐是最大的不和谐。批评给了我批评者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温暖，真正有理想有责任的新闻人，永远感受的是痛苦。” 　　新书《幸福了吗？》的彩页上，有一张白岩松在莫斯科演播室里边喝酒边手舞足蹈的照片。他戏言：“这是我喝酒时最文雅的样子了。”2010年，白岩松奔赴莫斯科主持申奥直播，在宣布结果时，他比萨马兰奇早一分钟说出“北京”。 　　“非典”期间，白岩松的《时空连线》在新闻界抢占了多个“第一”，而这始于一场同学聚会。广州来的同学恳求他帮忙买一箱“板蓝根”，说那里都快卖完了，敏锐的白岩松感到这不是小事，当天就派记者赶往广州。面对温家宝总理，他引用了普利策的话：记者是社会这艘大船上的?t望员，前方有任何好与不好都要及时告诉船长和乘客，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