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羞恶之心与“义.docVIP

三、羞恶之心与“义” ??? 孟子说：“无羞恶之心，非人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公孙丑上》）孟子认为，正常的人都有一种知荣辱的羞恶之心，羞恶心对于人至关重要，它是“义”的发端。羞恶之心可以提升生命的尊严并使其免受感性泛滥之害，人唯有感到羞耻才能把自己同所羞耻的对象分离开来。人的羞耻对象标明了人的自我层次，正如俄国哲学家索洛维约夫所说的，“如果我羞于自己的物质本性，那么我就以此表明，事实上我并不是这个物质本性。人正是在陷于自然的物质过程时，才同它混在一起，就是在这个时候，他的显著特点和内在独立性又恰在羞涩感中突然表现出来，因为羞涩感使他成为物质生命这一别的、异己的和不应控制他的东西。”[i][i]虽然羞耻感是尊严可能被降低时的感觉，但从一个人的羞耻感的强度也可从反面映射出他想获得尊重的强度。真正的羞耻始终建立在对肯定的自我价值的感受上，正因为有羞耻感，人才成为“人”，成为正直、向上的人。羞耻感是内向的愤怒，如果—个人真正感到了羞耻，才有发展道德品质的动力和完善道德品质的潜力。鲁迅先生《一件小事》中的“我”的“惭愧”，便可视为具体例证。羞恶之心，还使人有所不为。陈毅也有诗云：“有草名含羞，人岂能无耻？鲁连不帝秦，田横刎颈死。”（《冬夜杂咏·含羞草》）羞耻心可以纯化道德，杜绝犯罪；那些诡诈、邪僻的人大都不知羞耻，如果他们有了羞耻心，自然不会再干那些勾当。 ???《中庸》上讲“知耻近乎勇”，是就一个负疚的人表现出的勇于承认错误的态度而言的，同时我们还可以说，知耻近于纯洁。如钱钟书先生为杨绛的《干校六记》作《小引》，头一句便是：“我觉得她漏写了一篇，篇名不妨定为《运动记愧》……或者惭愧自己是糊涂虫，没看清‘假案’‘错案’，一味随着大伙儿去糟蹋一些好人；或者（就像我本人）惭愧自己是懦怯鬼，觉得这里面有冤屈，却没有胆气出头抗议，至多只敢对运动不很积极参加。”一个人惭愧，说明他判别善恶的机制在起作用，如果“原谅”作为宽厚的关怀可以经常使用的话，那么不妨去原谅这些已经感到惭愧的人。 羞耻感和荣誉感是相关联的，没有羞耻感，也就无所谓荣誉心、进取心，所以孟子又说：“耻之于人大矣，为机变之巧者，无所用耻焉。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尽心上》）这就是说，做人不能没有羞耻心，如果一个人不知道什么是羞耻，那么，他也就不可救药了。一个没有羞耻感的人也常常表现为麻木、冷漠和空虚，他目中无人，不顾社会监督，因而也就丧失了为人之本的自我感。 孟子讲“羞恶之心，义之端也。”（《公孙丑上》）正如恻隐是“仁”的基础那样，羞恶之心是“义”的基础。孔子“贵仁”，并且强调“克己复礼为仁”，以“克己复礼”作为“为仁”的标准，强调“仁”与“礼”的有机统一，提倡赞美“杀身以成仁”。孟子继承了孔子“贵仁”的思想，但不突出强调“礼”，而是格外突显“义”，提倡赞美“舍生而取义”，“仁”、“义”并举。后人也经常笼统地将“仁义”合在一起作为儒家的伦理道德标准，其实仁与义在孟子学说中是有显著区别的。“仁”在孟子看来，是源于人皆有之的恻隐之心，是一种近乎本能的对于同类、特别是对于生育自己的亲人的情感。这种情感是天然的。而源于“羞恶之心”的“义”则不同于源于“恻隐之心”的“仁”。“恻隐之心”是本能地由主体向客体的外推，而“羞恶之心”则是从主体到客体，又从客体返回到主体的自省，或内视。因为所谓羞恶感，必须是自我从别人的立场和角度反观自我时才会产生。要之，“仁”源于一种天然朴素的情感，更接近于人的本能；而“义”则是一种经过反思后的自觉的意识，带有理性色彩。单凭好心肠和同情心，能做到仁，但要做到“义”，则必须有理性的自觉。“义”是自觉地对自己的情感和行为加以限制，出于羞耻感而有所不为，自觉控制自己不去做道德上不适宜的事。这就是孟子所总结的：“人皆有所不忍，达之于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为，达之于其所忍，义也。”（《尽心下》） 从某种意义上说，“义”还是对“仁”的一种节制。因为“仁”是天然本能，处于“仁”就象住在自己家中，是安然自若，放任情感的感觉。所谓“仁者安仁”、“仁者静”、“仁者寿”，或把仁比作“安宅”，都含有这个意思。但是完全一任本能情感的发展而无所节制，也会出问题。《礼记·礼运》说：“用人之仁去其贪”，可见“仁”超过了限度就可能变成一种贪欲。这就必须由“义”来加以节制，《礼运》篇还说“义”是“仁之节也”就是这个道理。荀子也说：“夫义者，内节于人而外节于物者也。”（《荀子·强国》）后人所谓“大义灭亲”，也说明“义”是对作为“仁”的核心的“亲亲”之爱的限制。孟子把义比作“人之正路”，出门走路当然不能象在自己家中那样放任，必须头脑清醒，看清方向，也就是要有自觉意识和理性的指引。所以“义”就是一种有意识的自我节制与约束。 只是做到“仁”，还是不够的，还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