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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述自愿性的权力保障模式 网络供述自愿性的权力保障模式 【内容提要】在我国,通过权利保障维护供述自愿性的理论构想并未透过现行刑事诉讼法全面体现。在供述自愿性的权利保障模式之外,还存在通过外部权力制衡审讯权力,从而间接维护供述自由的权力保障模式。以侦讯的“基本有效性”为外部限度,供述自愿性的权力保障模式应具备如下特征:审讯时间方面,审讯只能在白天进行,且不能持续太长时间,两次审讯之间应有保障受审人饮食和睡眠的必要时间;审讯空间和审讯主体方面,以“平行式”空间布局为基础,配之以独立、尽责的场所管理者;审讯工具方面,应配置自动化的或由审讯场所管理者独立操作的审讯记录、监控设施。新刑诉法和警务机制改革不同程度地体现了权力保障模式的基本内容,但单一的权力保障模式不足以解决强迫性审讯的所有问题,保障供述自愿性的理想模式应当是权利保障机制与权力制衡机制的有机结合。 【关键词】反对强迫自证其罪 供述自愿性 权利保障模式 权力保障模式 一、权利保障模式的有限性 刑事侦讯(审讯)的强迫性与生俱来。随着刑事诉讼的现代化,保障犯罪嫌疑人供述自愿性的制度需求应运而生,“反对强迫自证其罪”被认为是实现这一制度需求的法律原则。在英美法中,对这一原则采用权利式表达,即“任何人不得被强迫自证其罪”,其核心是供述自由。以此为基点,衍生了一系列权利与规则:沉默权、咨询律师的权利、律师在场的权利以及自白任意性规则。这种通过诉讼权利体系来保障供述自愿性的做法,笔者称之为供述自愿性的“权利保障模式”。 在我国,透过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正,立法似乎也构架了权利保障模式的雏形。首先,刑诉法第50条关于公安司法机关“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条款确立了反对强迫自证其罪原则。从权力运行角度来看,“不得强迫”指不得采用刑讯逼供、暴力、威胁及其他迫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违背意愿供述的方法。而从权利保障角度来看,可以直接推导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不受强迫供述”的权利。有学者认为,从该规定中可以进一步推导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保持沉默的权利。除了该原则以外,刑诉法还完善了侦查阶段的辩护制度,明确了律师的辩护人身份,并保障受到羁押、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的自由会见权。尽管未能确立讯问时的律师在场权,但自由会见意味着犯罪嫌疑人可以与律师充分沟通,了解自己的法律处境,进而对是否接受讯问及在讯问中持何种态度做出合乎自身利益的选择。刑诉法还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明确规定通过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获得的口供应排除使用。上述规定完善了供述自愿性的权利保障机制。 然而,仔细分析,上述规范体系距离理想化的权利保障模式仍相去甚远。其一,虽然“准沉默权”的观点在逻辑上成立,但由于立法未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明示的沉默权以及讯问人员告知其沉默权的义务,因此对于供述自愿性的保障并不充分。其二,会见权的设置只是针对受到羁押和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传唤(包括口头传唤)、拘传期间则缺乏律师会见的规定。鉴于实践中犯罪嫌疑人很少未经传唤、拘传就直接拘留、逮捕、监视居住,而有罪供述主要发生在此期间,刑诉法所规范的自由会见律师权很难发挥保障供述自愿性的功效。其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所针对的非法审讯行为只是强迫程度较高的非法行为,而程度中等或者较弱但也违背犯罪嫌疑人意愿的强迫行为则不在排除范围内。 上述分析表明,通过权利保障维护供述自愿性的理论构想并未透过现行刑事诉讼法全面体现。实际上,在供述自愿性的权利保障模式之外,还存在通过外部权力制衡审讯权力,从而间接实现供述自由的权力保障模式。它与权利保障模式一体两面,彼此支持、相互弥补,共同构成了对供述自愿性的程序性保障。与权利保障模式相比,这种供述自愿性的权力保障模式未能受到我国刑诉法学界同等程度的关注。 二、权力保障模式的基本内容 权利保障与权力制衡是达至正当程序目标的两条基本路径。权力制衡的机理在于对权力行使的条件、程序、方式予以事先规范,并通过一定的主体对权力行使的过程与结果予以管控,使之趋于有效与正当。统一性、有效性是权力制衡的重要目标,进行内部控制时更是如此。节制权力、避免权力滥用、保障权力相对人的重要法益是权力制衡的根本目标,对刑事审讯而言,就是保障犯罪嫌疑人的供述自由。为此,可以通过对容易产生强迫性因素的权力节点进行有针对性的控制,消除强迫性审讯行为赖以存在的各种外部条件。 我国学者牟军从刑事审讯的权力属性出发,认为刑事侦讯体系的构建须将可能影响和决定侦讯表达方式和目标的侦讯自身因素和外部要素纳入考量范畴。由于主旨不同,该学者并未着眼于审讯权力控制的目标与路径,但“可能影响和决定侦讯表达方式和目标的侦讯自身因素和外部要素”却为笔者探讨审讯权力控制的基本内容提供了有益思路。再者,2004年以来关于审讯实践的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