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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春季的货币出击 第十四章 1973年春季的货币出击 1971年12月，在史密森协会达成的货币协议，推动美国官员把所谓的“善意忽视”赤字政策转变为故意忽视政策。该举动迫使其他国家要么将其盈余贷给美国，为美国赤字融资（在这一过程中，也为美国国内预算赤字提供了融资），要么让美元贬值，从而对美国出口商而不是欧洲出口商更有利。 美国的战略家认识到，由于美国国际收支赤字而投放的过剩美元正被兑换成马克和日元，从而抬高一种接一种的货币价格。这种金融波动可能导致贸易协定失效，因为对于外国政府来说，使本国货币与贸易体系脱钩，并安排实物贸易来保护变动的货币关系，甚至实施关税和出口补贴浮动，是阻止美国通过美元贬值获益的唯一方法。美国的战略家对欧洲和亚洲将会采取这些措施表示怀疑。他们的怀疑证明是对的。国外经济体最终选择了支持美元，而不愿冒因美国采取行动而导致货币无序状态的风险。 美国的政策目标是尽可能长久地维持国际收支赤字。毕竟，除非其他国家真正划定底线并停止吸纳过剩美元，否则谁知道美国以借贷买入进口品甚至公司的能力能够持续多久？美国人明白，只有发生世界性货币危机，才能结束免费搭车的现象。显然，在外国的经济生活中，外贸和外资越是重要，越意味着世界性危机对她们的打击比对美国更大。因而，1972年至1973年，随着美元泛滥的加剧，触发一场世界性货币危机的威胁，成为美国挥舞得恐吓世界的大棒。 早在1967年4月，人们就意识到，外国政府无力实施有意义的报复，也无法完全断绝与美国及美元本位的联系。两位银行经济学家——美国银行的鲁道夫·皮特森（Rudolph Peterson，随后成为皮特森外援委员会主任）和大通曼哈顿银行的约翰·迪瓦尔（John Deaver，芝加哥货币主义者米尔顿·弗里德曼的门徒之一）——径自建议，如果欧洲威胁要将其不需要的美元兑现为美国黄金，美国应该断然中止黄金销售，切断美元与黄金的联系并使美元下跌，从而阻止其他国家倾销美元。 迪瓦尔博士写到：“如果美国财政部开始自行随意地买卖美元，外国中央银行将面临一个严重的两难境地。由于它们持有的美元不能自由兑换为黄金，它们就不得不决定如何处理其拥有的美元，以及如何处理本国商业银行为兑换本国货币而提交的美元。但这是一个令人最不愉快的选择。一方面，如果它们允许美元贬值，美国出口品价格相对于它们国内产品价格就会下降。进言之，这会使美国出口品在第三方市场上更具竞争力。大多数出口商和海外商人极力反对这个解决办法。另一方面，如果外国中央银行继续支持当前的美元汇率，这会使它们更加毫无疑问地捍卫美元本位……如果毫不含糊地澄清，一旦发生危机，美国就会立即中止给予外国中央银行自由购买黄金的特权，那么，决定是否捍卫美元的重担就从美国的肩上转移至欧洲和其他国家中央银行的肩上。”[1] 对于这些观察的赤裸裸的进攻性，美国官员表现出某种窘迫。而迪瓦尔博士很快离开大通曼哈顿银行，从此消失于世界经济舞台。但他的理解显然一语中的，因为一年后，也就是1968年4月，当美国财政部从最大的中央银行获得“自愿”协议，不将其得美元兑现为美国黄金时，该战略的第一阶段得以运用。 1971年8月，尼克松总统宣布黄金禁运，这是其新经济政策的官方支柱之一。停止黄金兑换，实际上是迫使欧洲在持有或者抛售美元（主要体现为短期国库券的形式）之间作出选择，从而允许美元汇率自由浮动——也就是事实上的美元贬值。这导致美国的收支赤字，即世界美元过剩，不是美国面临的问题，而是德国、日本和其他收支盈余国家面临的问题。 尼克松把美元和黄金脱钩一年后，著名的自由贸易经济学家、美国财政部顾问哥特费雷德·哈贝勒（Gottfried Haberler）敦促政府继续追求现有目标，而不考虑贸易赤字。他强调，美国经济政策的首要前提是，“美国宏观经济政策（货币、财政政策，‘需求管理’）应该由国内政策目标，即就业、价格稳定和经济增长来指导，而不应该用来影响国际收支赤字”。与他的自由市场观点一致，哈贝勒敦促美国政府“不要企图通过进口限制、出口补贴、资本输出管制、‘购买美国’政策等等控制性手段来改善贸易赤字”。美国可以不理会贸易逆差，并“执行一种被动的国际收支平衡政策，也就是‘善意忽视’政策……事实上，1971年8月之前，尼克松政府一直是在顾及收支平衡的情况下实质性地执行被动的收支平衡政策，但官方声明竭力否认这种情况”。实际上，哈贝勒认为，可以追溯到约翰逊政府时期的“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大跃进”，就是“不受国际收支平衡的制约。”[2] 有趣的是，哈贝勒没有反映货币稀缺的情况，美国经济内部的自我约束迫使其他国家为了抵御美元过剩的风险，而对本国货币和资本市场进行管制。他的结论简单地是，美国“不应该设法使美元贬值，而应该让其他国家改变其本币的平价，从而改变美元的汇价”。如果可以抬高一种接一种货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