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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悟空原型 孙悟空叛逆性格的神话原型与文化解读 ——————————————————————————————————————— 作为叛逆典型出现的《西游记》中孙悟空形象，是超个性的人类共同心理与特定历史文化因素相结合的产物。从原型批评的维度看，孙悟空的叛逆性格来源于追求个性和向往自由的人类共有天性，孙悟空的叛逆性格是代表这种共性的神祗从神话向文学“移位”的结果。从文化的维度看，明代中后期以李贽“童心说”为代表的个性解放思潮和呵佛骂祖的狂禅作风是孙悟空叛逆性格文学定型的思想背景。它与小说后半部分描写的造福人类、追求真理的原型共同完成了关于叛逆精神文化原型及其理想归宿的重大社会问题。 ——————————————————————————————————————— 原型批评的权威，加拿大批评家弗莱曾对神话与文学的关系作了这样的认定，神话是“文学的结构因素，因为文学总的说来是‘移位的’神话”[①]。“换言之，在古代是作为宗教信仰的神话，随着这种信仰的过时，在近代已经‘移位’即变化成文学，并且是各种文学类型的原型模式……文学不过是神话的赓续，只是神话‘移位’为文学，神也相应变成文学中的各类人物”[②]。 笔者不能同意把任何文学现象都归结为神话的赓续和“移位”产物的说法，因为你既然要包罗整个文学，就要把立论建立在对所有文学作品的定量分析的基础之上，而原型批评显然还缺乏这种分析，所以它就难免先入为主的绝对化倾向。但是对于个案来说，这种观点不但能够经得起推敲，而且给人以很大的启发意义。以《西游记》为例，把它说成是“神话的赓续”，是“神话‘移位’为文学，神也相应变成文学中的各类人物”不但恰如其分，而且它还把我们带入对这部作品更为本体的思索中去。 从外观上看，《西游记》与神话相比可说是同中有异。它的神话题材，它的各种神祗形象及其生存的幻怪世界，无疑都带有浓重的神话色彩，具有浓重的脱胎于神话的痕迹。但它无论是与中国古代神话还是外国神话相比，它都显示出人类成年时期的成熟。因为它是自觉的，而不是朦胧的；是系统的，而不是零散的——是文学的，而不是神话的。这同中之异，正是我们挖掘这部小说的文化价值及其根源的韵味所在。 《西游记》研究中的一个争讼已久的矛盾焦点就是书中主要角色的“血统”问题。比如孙悟空的原型是中国神话中的“无支祁”[③]，还是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中的“哈奴曼”[④]，抑或是二者合一的“混血儿”[⑤]？猪八戒是的原型是出自佛典[⑥]，还是来自黄河的神祗河伯冯夷[⑦]？这些问题与这部小说的主题之争同样的莫衷一是。然而争论的双方似乎都忽略了一个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无论是来自中国，还是来自外国，这些主要角色都是由古代神话中的神祗变化而来。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将视野再扩大一些，把自己与这部小说的距离再拉远一些，从全人类和全世界的角度，来审视和观照这部小说所积淀的人类共有的精神元素呢？这正是原型批评所要求的“向后站”的视角，“看一幅绘画，我们可以站在它的近处，分析它的工笔和调色刀的细节。这大体上与文学中的新批评是一致的。稍微向后站远一点，画面设计就看得更清楚一些。我们宁可研究它所表现内容：例如，现实主义的荷兰画，那种我们觉得理解画意的地方是最好的距离。再向后退一些，我们就更了解画面构成的设计。……在文学批评里，我们也常常不得不从诗‘向后站’，以便看到它的原型组织”[⑧]。 向往和追求个性的自由应当是人类共有的天性。所以在古代中国和外国的早期神话中，出现了像普罗米修斯和鲧这样命运极为相似的能量巨大却遭受个性屈辱和压抑的神祗。正是这个原因，所以在哈奴曼和无支祁身上能够同时找到孙悟空的血脉渊源也就毫不奇怪了。因为《西游记》前半部分（取经故事开始之前）孙悟空的形象正是一个神通广大而又遭受镇压的不幸角色。从这个意义上看，孙悟空这一形象的塑造，应当被视为普罗米修斯和鲧这种神祗从神话向文学“移位”的产物。而在这个“移位”的过程中，有关这一母题的各种传说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绝不仅仅是惟一的文本传播方式）流入到孙悟空的形象当中来，就是自然而然的了。孙悟空形象的“进口说”和“国产说”之所以各自都理直气壮，但谁也说服不了对方，就是因为从其局部来看，他们都有其相对的正确性。然而他们没有意识到在他们坚持自己的意见的同时，他们已经把自己的观点规定在一个非此即彼的前提下了。这显然是把自己的位置安放得与作品太近的缘故所致。“混血说”倒是没有非此即彼，但他们仍然是从用中国和外国的类似故事——对号的实证法来证明二者同时存在。以致被认为是“无意中把孙悟空的形象变成拆碎了的七宝楼台，用经学式的考证方法，致力于去考察其某处与某形象的异同点，以致在横向的探索中流连忘返”[⑨]。张锦池在否定了这些经学式的考证方法后，主张从历史思潮的角度考察孙悟空形象演化的自身轨迹。这种方法是在借助那些“经学式的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