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代的州治县吏.docVIP

论明代的州治县吏 论明代的州县吏治 明日沙龙 时间：2004-1-26 9:55:27 来源：盛唐社区 作者：刘文瑞 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以州县为界，上下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州县以上，其政治形态为官僚政治，有着一套以典章制度为规范的行为准则，而在州县以下，其政治形态为乡绅政治，有着一套以人情关系为规范的行为准则。州县为这两种规范的结合点，其矛盾尤为突出。中国的封建社会发展到明代，州县的吏治产生了极大问题。明代的腐败，首先是州县以下直至乡里的官吏腐败，直接危害社会，引发了明末农民大起义，导致了明朝的败亡。而州县腐败的症结，就在官僚政治和乡绅政治的衔接上。 州县实为国家的政治基石，明代的州县地方制度和地方官员问题，是明代政治的重大问题，而史学界以往多有忽视。论及明朝的政治问题，多着眼于中央而忽略地方。实际上，皇帝专权，取消丞相而由皇帝直辖六部，以及宦官专政等等，固然有其弊端，但却不可能立即引起民变。而州县吏治却与老百姓息息相关，值得引起史学界的高度重视。 一、州县守令的两难处境 明代的知州（俗称太守）知县（俗称县令）在整个国家的官僚体系中十分特殊。他们处于官僚体制和基层社会接壤的边缘，在整个官吏队伍中属于外围，离决策中枢较远，因而除了个别时期外，通常得不到权力中心的重视。但他们所在的基层政府，又是整个王朝大厦的支撑者，承担着负载上层建筑的重任，因而皇帝和中央政府又不得不重视州县建制的职能。对州县守令的轻视和对州县建制的重视，使守令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作为州县长官，一方面是远离政治中心的冷落，另一方面是职责的繁重和压力。 在明初，朱元璋由于出身下层社会，深知州县的难处及其对稳定政治统治的重要，极重守令之选。但好景不长，从立国到仁宣之时，制度初立，已有内重外轻的迹象，当官者视州县为畏途，为宦者视京师为要津。由于明初以严刑治官，使内重外轻的弊端不过于显，吏治尚称循良，不过，皇帝把注意力集中在京师和中央，已经留下了产生问题的空隙。弘治以后为了强调地方亲民官的重要性，规定知府、知州见上司不行跪拜礼，仅揖手打拱而已，以重其职，但其调节内外关系的着眼点，局限在官僚体制内部的上下关系上，而对政府与社会的官民关系缺乏足够的重视。而正统至弘治，尽管朝廷越来越重视地方亲民官的职司，但主要考虑其对国家财政的供应能力，州县官员的职责转向催科为主，且受多方牵制，为政不易，吏俗渐猾。正德以后，嘉靖、万历时期，州县不仅不复抚恤乡里，反而变本加厉，盘剥地方。州县守令上有督抚巡按藩臬催逼索要，下有乡宦、生员、胥吏把持地方，州县难作，动辄罹罪，清廉者不容于方面上下，致使吏治大坏，终于激起民变。明末农民大起义，小半出自天灾，大半出自人祸。以往史学界所重视的宦官专政问题，党争问题，主要影响上层，进而波及吏治，与社会底层并无直接联系。而州县吏治败坏，则是酿成社会动荡的直接原因。 天启年间的礼部尚书赵南星，列举了当时政治“四害”，其中两害就在州县，其余两害也与州县间接相关。“救时要务事，除四害为急。何谓四害？一曰干进之害，而曰倾危之害，三曰守令之害，四曰乡官之害。”“除此四害，仕路庶几可清，民生庶几可疗矣”(赵南星《味檗斋文集》卷1《敬循职掌剖露良心疏》)。“臣处闾阎三十年，习见有司贪酷者甚多”，“以致豺狼满地，小民愁苦无聊，起而为盗”，“故今日之忧不在建夷，不在安奢，而在郡县之内”(《明经世文编》卷459赵南星《申明宪职疏》)。本来，从宋以后到明代，州县衙门都立有戒石，铭文为：“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但百姓却将其改为：“尔俸尔禄只是不足，民膏民脂转吃转肥，下民易虐来的便着，上天难欺他又怎知。”(赵翼《陔余丛考》卷27《戒石铭》)李自成一句“三年免征，一民不杀”，“迎闯王，不纳粮”，立即从基层动摇了明王朝的根基。故研究明朝政治得失，制度优劣，必须重视其州县问题。 由于身处两难之地，明代的守令难当。其繁难程度，可从袁宏道（中郎）的信函中见到一斑。万历二十三年，二十七岁的袁宏道出任吴县知县。作为著名文士，袁宏道深深体会到了知县的苦辛。他在给友人丘长孺的信中说：“弟作令，备极丑态，不可名状。大约遇上官则奴，候过客则妓，治钱谷则仓老人，谕百姓则保山婆。一日之间，百暖百寒，乍阴乍阳，人间恶趣，令一身尝尽矣。苦哉！毒哉！”对上司就像奴仆，对过客就像妓女，管钱粮就像账房先生，待百姓就像保人媒婆，知县难当的神态，跃然纸上。更麻烦的是，知县面对的，不是习文知礼的鸿儒，而是目不识丁的愚民，与他们上任前所接受的教育和所形成的处事方式格格不入。“令所对者，鹑衣百结之粮长，簧口利舌之刁民，及虮虱满身之囚徒耳。”而事务之繁忙，处断之艰难，更是跻进官僚集团的士人始料不及的。袁宏道在给同为知县的朋友杨廷筠的信中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