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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两军的穿插战术及展望未来 中日两军的穿插战术及展望未来找不到关于穿插战术的起源的可靠资料，所以只能泛泛而谈。所谓穿插，无非就是从敌人防守的结合部间隙或者防守的空档插入，出奇兵隐蔽地将敌人分割包围，从而达到逐个歼灭的目的；或者达到吸引敌人主力，配合正面作战的效果。穿插的规模有大有小。大的可以达到军团级或者师级规模，小的以班排规模穿插的也屡见不鲜。穿插还可以分为战役性和战术性两种。战役性的一般规模较大，其成败也对整个战役或者战争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战术性的穿插规模可大可小，多以班排连级规模为主，很多时候这类穿插能其到事半功倍的作用，甚至也能影响到整个战役乃至战争的成败。执行穿插作战的部队，一般都是轻装，便于高度机动和隐蔽，并且部队在后勤供应方面非常有限。而这类作战，也要求部队作风顽强，纪律严明，以保证穿插任务的顺利完成。而实行穿插作战的主要的战略战术上的背景思想，就是速战速决，这也反过来决定了穿插作战的与众不同的特点。 脍炙人口的《三国演义》里面，就有许多关于穿插战术的描述。令人印象比较深刻的有两个战例。一个是诸葛亮第一北伐，大将魏延在战争前向诸葛亮提出过一个很大胆的建议，自带5000精兵出斜谷直取长安，配合诸葛亮的正面进攻，可惜未被一生谨慎的诸葛亮采纳。关于这个建议，史学界一直争论不断，赞同和反对魏延的这个建议的人都不少。但是在我看来，即使以当时的蜀国的整体国力仍然不能彻底击败魏国，如果魏延的战术被采纳的话，诸葛亮的正面的魏军的部署一定会被打乱，第一次北伐的结果可能完全不同。 第二个战例，正是三国末期，魏国大将邓艾提议暗渡陈仓，以奇兵從阴平一條小路南下成都。邓艾并亲自率领所部，一击得手，从而结束了三国鼎立的历史。 当年我读中学的时候，语文课本上就有另外一个著名的战例，就是《李朔雪夜袭蔡州〉。这也是个典型的穿插作战的范例，也是强调高度的机动性和隐蔽性，以较少兵力取得胜利。 到了近代及现代战争史上，由于军事技术的飞跃性的发展，穿插作战的模式被中外军队广范运用。并且随着运输工具的发展，穿插作战进一步从地面向空中立体拓展。旧日军的穿插作战特点鲜明，具体概括起来有以下特点： 第一，以大单位为主。在历次作战中，日军至少以大（联）队为单位，对中国军队的后方实施穿插。师团级的穿插也不少见，例如徐州，松沪，武汉和长沙会战，正是由于日军的担任穿插的各师团坚决地执行了作战命令，才使得整个战场形势发生了逆转。例如在徐州会战中，日军第9，13，14师团通过南北两个方向的迂回穿插，从战略态势上对徐州形成了合围的态势，迫使中国军队放弃了徐州；在第四次长沙会战中，日军便是通过大单位的迂回穿插，绕到国军设在岳麓山上的重炮阵地的背后攻击，导致长沙沦陷。 第二，穿插的目的在于对静止的防守的敌人形成包围以达到围歼的目的。日军的穿插虽然坚决有力，各部队之间协调得当，但是鲜有日军通过穿插将对手分割打乱，然后逐个歼灭的战例，而大多是日军通过穿插迂回，将对手合围起来并试图消灭之。因此虽然日军在中国战场上的大部分时间占有优势并赢得不少战役的胜利，日军却始终未能对当时的国军的主力予以歼灭性打击，而最终都让国军主力在包围圈形成之前走脱。因此，日军的穿插战术还是过于僵化和墨守成规。如同共军般在国共辽沈战役中和抗美援朝第一次战役中的在运动中的水银泻地般的穿插分割作战这样的的佳作从未在日军身上上演过。 第三，在运动中对敌穿插歼敌的能力不强。在抗战中，相对中国军队的劣势装备和训练，日军的攻坚能力的确令人畏惧。但是从卢沟桥开始，松沪，徐州，武汉，长沙等会战，中国人坚决的抵抗的意志和与国*存亡的决心自始至终地呈现在日军的眼前，日军却仍然依靠先进的武器和精良的兵力一而再，再而三地强攻严阵以待誓与国*存亡的国军，徒然损耗自己有限的兵力。 第四，迂回穿插的战术没有变化，过于呆板。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抗战中日军正面的国军是战术也同样呆板。从战争开始，日军就一直上演老套路，正面强攻，两翼迂回穿插，形成合围，然后国军主力也是一次次地在合围形成之前逃出包围圈。然后在下一次会战中，日军故伎重演，国军也是老套路再次脱险。所以在整个战争中，国军主力也从未有被全歼的例子。虽然屡战屡败，丧城失地，但是国军要的就是以空间换时间，日军如此配合，最后迎来国军的大翻身，日本焉能不败？ 反过来看看共军的穿插战术。共军的历史是一部以弱胜强的历史。从中央苏区反围剿开始，当年还是个娃娃的共军将领林彪便发展出了一套拥有自己特色的穿插战术，屡屡击败当时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国军，当年共军代表的是广大受三座大山压迫的贫苦农民这样的落后生产力。共军最初的穿插战术为的是贯彻太祖“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的方针，对敌布防的结合部进行穿插，将弱势之敌分割开并消灭之。这么干法倒也屡屡得手，直到代表了正规化的共产国际的代表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