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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主义：孙中山改造中国社会的理想 80年前的3月12日上午9：30，一代伟人孙中山先生带着“革命尚未成功”的遗憾，在北京铁狮子胡同行辕与世长辞了。80年来，所有爱国的中国人，从没有忘却纪念。 孙中山先生是中国历史上的伟大的革命家，他以坚韧不拔的革命意志，领导了辛亥革命，赶跑了皇帝，把古老中国推向顺应世界潮流的现代之路。 孙中山先生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毛泽东同志早在延安时期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他不仅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而且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他的《建国方略》、《建国大纲》和《三民主义》等著作，是构建他一生为之梦寐以求的“自由平等”之中国的理论基石，至今仍散发着熠熠的思想光芒，引发我们对历史、对现实和未来的深思！他博大的思想体系中，民生主义闪烁着人类理想的光芒，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今天所倡导的构建“和谐社会”，有着历史的参照意义。 一、以土地为调节利益的切入点 孙中山先生认为，民生问题是社会进化的原动力，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中国作为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需要采用欧洲的生产方式，发达资本，振兴实业，以达到繁荣富强的目的，同时避免欧洲资本主义制度的种种弊端。民生主义包括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两项内容。平均地权是通过核定地价，照价收税，照价收买，把因社会改良进步造成的土地增价收归国家，不使地主坐享地价增长之利；节制资本是通过大企业国有，发展国家资本和既允许私人资本发展又限制其独占垄断的办法，达到既振兴实业，开发富源，又防止私人资本操纵国计民生而造成贫富悬殊。 概括起来说，民生主义阐述了两个核心问题，第一个“平均地权”，即土地问题；第二个“节制资本”，即防止贫富悬殊的问题。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历史上，无论是政权更迭，还是社会形态的变迁，土地问题始终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土地问题是民生的最基本最重要的问题，孙中山先生自己也认为：“土地问题能够解决，民生问题便可以解决一半了。” 孙中山先生“平均地权”的主张，既希望千百年来中国农民所期盼的“耕者有其田”变为现实，保障农业大国最广大阶层的权益，解除农民痛苦，实现社会公道；也希望通过自定地价、照价征税、照价收买、涨价归公的办法，避免不劳而获、平均社会财富、防止土地投机、确保国民生计、促进工商业发达。 孙中山先生提出解决土地问题时，国内已经有一股土地炒作的风气：“许多人把土地当赌具，做投机事业，俗语说是炒地皮，原来有许多地皮，毫不值钱，要到十年二十年后，才可以值高价的。但是因为有投机的人，从中操纵，便把那块地预先抬高，这种地价的昂贵，更是不平均。” 更为主要的是，他奔波于发达的欧美国家，目睹了这些国家的种种弊端。在这些国家，少数人因土地获厚利、甚至富可敌国，已经是司空见惯。他在民生主义的演讲中，讲了当时在欧美流传甚广的一则故事： 澳洲有一处地方，在没有成立市场以前，地价是很平的，有一次政府要拍卖一块土地，这块土地在当时是很荒芜的，都是作垃圾堆之用，没有别的用处，一般人都不愿意出高价去买。忽然有一个醉汉闯入拍卖场来，当时拍卖官正在叫卖价，众人所还的价，有一百元的，有二百元的，有还到二百五十元的，到了还到二百五十元的时候，便没人再加高价。拍卖官就问有没有加到三百元的？当时那个醉汉，醉到很胡涂，便一口答应，说我出价三百元，他还价之后，拍卖官便照他的姓名定下那块地皮，地既卖定，众人散去，他也走了。到第二天，拍卖官开出账单，同他要地价的钱，他记不起昨天醉后所做的事情，便不承认那一笔帐，后来回忆他醉中所做的事，就大生悔恨。但对于政府，既不能赖账，只好费了许多筹划，尽其所有，才凑够了三百元来给拍卖官。他得了那块地皮之后，许久也没有能力去理会。相隔十多年，那块地皮的周围，都建了高楼大厦，地价都是高到非常。有人向他买那块地皮，还他数百万的价钱，他还不放手。他只是把那块地分租与人，自己总是收地租。更到后来，这块地便涨价到几千万，这个醉汉便变成澳洲第一个富家翁。 这种圈地、炒地，造成少数人富可敌国，社会没有了平等可言，会滋生许多的社会弊病。在中山先生看来土地增值的部分是社会带来的财富，无论是上海还是广州，如果不是人口的聚集而带来商业的繁荣，土地价格就不会大涨，因此，必须把溢价部分收归国家，用于社会事业的投入。 孙中山先生提出的土地问题的命题，与封建时代的帝王不同，与揭竿而起以变更土地制度为号召的农民起义领袖也不同，孙中山提出的核定地价、增价归公的办法，是在目睹了欧美国家工业文明发达，“地价日涨”，以至于“富者愈富，贫者益贫”的社会病之后，对未来中国可能重走别人的老路发出的预警。孙中山先生认为欧美的这些社会问题，“在中国还在幼稚时代，但是将来总会发生的。”他希望中国能够以欧美为鉴：“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便要趁现在的时候，如果等到工商业发达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