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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是自利的还是利他的 自利能让人走多远？市场边界的扩展应该有怎样的过程？人富有之后如何获得幸福？这些问题可以从经济学的角度得到答案吗？ “市场边界的扩展：自利还是利他？”看到在下的这个题目时，相信在无数读者心中，答案其实早已不言自明，那就是自利一定是市场经济的基础，也是市场扩展的动力所在。在多数人看来，关于这一点，伟大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早已在《国富论》中说得清清楚楚。 然而，自利只不过是理论分析的起点而已。经济学的自利假设并不等于经济学非要认定人性就是自私自利的不可，也并不等于现实中一定是自利而不是利他才是市场边界扩展的动力。 事实上，我们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讨论利他而不是自利才可能是市场边界扩展的原因。 更强大的事业动力从哪里来？ 第一， 利他而不是自利带来人更加强大的扩展事业的动力。 虽然，亚当·斯密讲过，面包商给人们提供面包只是为了赚钱而不是出于好心。但是，人如果只是为自己去赚钱、去成功，那么这个动力终归还是比较小的，并且有形的东西通常比较容易得到，因而在所难免地会出现经济学上所讲的奋斗动力的边际效率递减。 马斯洛人的需求层次论证明：除非有无形的、更加伟大的动力出现，人的奋斗动力才能持续，人才能有不断去奋斗、做事业的动力。而“利他”正是这样的伟大动力。这个利他，不仅是利人，甚至可以是“利神”。 韦伯在1905年《清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阐述：人类市场经济之所以出现，是因为有了以工作来“荣耀上帝”，并以此证明自己是上帝选民的清教徒。他们最早成功地克服了人性的固有的弱点：懒惰、爱享受、虚荣心，以及害人之心，从此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持续地、理性地、公正的财富创造活动——这才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 其实，就连历史上做大坏事的人，比如说希特勒，也不是苟苟于私利的人，而是自以为兼济天下的怀有道德优越感，由此做起坏事来才义无反顾。这可以说是利他动力的悲剧性反例。 做大事需要哪种精神？ 第二，市场边际的扩展需要集体行动，而人的合作需要利他精神。 亚里士多德早就说过，人是社会（政治）的动物。人在这个世界上离不开其他人，人要做大事就更是需要其他人的合作和帮助。然而，我们可以观察到的一个基本事实就是：自私自利的人很难在这个世界上交到真正的朋友，也很难得到其他人的真心合作与帮助。这就是中国古人所说的“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利他会带来“合作效应”，一个人越有社会责任感，他的成功之路就越宽广。 怎样才能获得幸福？ 第三， 人的幸福更多地与利他而不是自利相联。 “施比受更为有福”这句话很多人都听过。施的人失去了“有形的”财富，以及无形的时间、恩赐和接触而已，得到的却是更多的“有形的”财富，以及无形的他人的感谢、承认、接纳、成就等等。显然，这些货币、非货币的收益有时候会远比单纯的货币收益对于一个人的幸福来得重要。尤其是，一个人如果只知道追求货币财富的增长，却没有获得其他的幸福时，这些无形的幸福就会显得更加重要。说到底，在其他条件不变时货币的收益也是边际效率递减的，因此一个人如果只是懂得追求财富而不懂得使用财富，那么这个人的总福利（幸福指数）会趋于偏低，他的幸福感受会迅速地边际萎缩。 从这个角度讲，一个在意自己幸福的人并且又懂得追求自己幸福的人，一定是懂得松开双手而不是紧紧抓住双手、懂得慷慨利他，而不是只知自私自利的人。而市场边界的扩展也必然是追求幸福的一个过程，而不是相反。 人的社会性决定了人性中同时存在着自利和利他两种倾向，单纯的自利，或单纯的利他，都不可能成为人的现实选择。如何在自利和利他的对立中寻求统一，是人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 本文以全球化的市场经济为历史背景和现实条件，在吸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辩证分析方法，从价值论层面，详细阐明了自利与利他两种人性倾向存在的合理性及局限，提出了解决自利与利他矛盾对立的均衡点——互利双赢，并分析了实现互利双赢价值理念的途径。 文章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原则是经济主体遵循的首要原则，自利是人生存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社会发展的内在驱动力。只有从自我利益出发，才能从根本上挖掘出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促进社会的发展进程。自利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但也有局限性，强调自利超过了应有的限度，必定会对社会造成许多不良后果。因而单纯的自利无益于人与社会的长远发展，自利的同时还必须利他。人是社会性动物，人最需要的还是人，利他是人生存发展的客观要求。经济主体不但是自利的“经济人”，同时也是有伦理要求的社会人。利他不但是自利的手段，而且也是社会发展的目的，是人生命活动的价值追求。自利与利他是对立中统一、统一中对立的矛盾关系。在“共在”“共生”的全球化的社会背景下，“共赢”“共享”的价值理念逐步深入人心，并表现出巨大的社会效益，互利双赢成为解决自利和利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