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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生活世界的辩证法复归 向生活世界的辩证法复归 【作 者】俞吾金 【作者简介】俞吾金，复旦大学教授 在以往的哲学研究中，人们热衷于把辩证法从其载体生活世界中剥离出来，单独地加以发挥，结果导致了诡辩。但在人们拒斥诡辩时，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即干脆否定了生活世界的辩证法，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了。于是，各种非此即彼的、肤浅的意见和争论便到处泛滥。事实上，要认识生活世界的本质，就不得不复归到它的辩证法上面去。以下从4个不同角度探索生活世界的辩证法。 　　全球化与区域化 在当前各种哲学、文化的刊物上，讨论全球化已经成了一种新的时尚。其实，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150 多年前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中已经预见到这种必然趋势。他们在分析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时这样写道：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20世纪70年代，美国学者沃勒斯坦在他的著作《现代世界体系》中，超越了以前的学者把一个主权国家、一个地区或一个文明作为分析单位的研究方法，主张把整个世界体系作为分析单位来探讨现代世界的演化。这些预言和见解显示出卓越的眼光。20世纪60、70年代以来，随着跨国公司、国际贸易、世界金融体系、计算机技术和全球信息网络的飞速发展，世界变得越来越小了，地球村已成了人们生活中的惯用语。一言以蔽之，这种在世界经济一体化推动下日益逼近的全球化趋势确实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为了维护我们的生存，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来适应这种发展趋势。 然而，如果人们在当前的生活世界中只见到这种趋势，那么，其思维、决策和行为必将陷入错误之中，因为与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全球化趋势同时并存、且作为一种强大的制衡力量出现的是区域化的趋势。从政治、经济上看，欧共体，北美经济联合体，北约，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各种政治的或经济的联盟，都是维护各自区域的政治、经济利益的联合体。这种区域性的联合体是在各个主权国家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因而是制衡政治、经济全球化的一种现实的、重大的力量。正如亨廷顿所指出的：民族国家仍然是世界事务中的主要因素。从文化上看，人类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不同的种族、传统、习俗、宗教、语言、哲学和价值观念也是制衡文化全球化的一种巨大的力量。亨廷顿认为，冷战以后，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对立已经让位给区域化的、八大文明之间的冲突。这八大文明是：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和非洲文明。他甚至这样写道：我们只有在了解我们不是谁、并常常只有在了解我们反对谁时，才了解我们是谁。要言之，在当今世界上，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区域化与全球化一样，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这就告诉我们，在当前的生活世界中，全球化和区域化形成了一对矛盾：一方面，它们相互依赖、相互渗透；另一方面，它们又相互对立、相互制衡。在观念上，我们既不能撇开全球化来思考区域化，也不能撇开区域化来思考全球化；在行为方式上，我们既不能脱离区域化的现实去捕捉全球化的幻影，也不能脱离全球化的背景去营造区域化的堡垒。总之，只有正确地理解全球化与区域化之间的辩证关系，我们才会在现实生活中做出合理的选择。 　　中心与边缘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中心和边缘这两个地域性的概念在哲学、文化讨论中变得时髦起来。在一般的情况下，中心指的是欧洲文化中心主义或西方文化中心主义，边缘指的是西方以外的文化，特别是东方的文化。我们发现，在当前的哲学、文化讨论中，这两个概念始终以僵硬的方式对峙着。人们撰写了大量的论著来批判西方文化中心主义，但遗憾的是，并没有从这种批判中引申出合理的、积极的结论。在这个领域里起作用的与其说是冷静的理智，不如说是偏狭的情感。 众所周知，斯宾格勒早在20世纪初就对西方文化中心主义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他曾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写到：这种使各大文化都把我们当作全部世界事变的假定中心，绕着我们旋转的流行的西欧历史体系的最恰当的名称可以叫做历史的托勒密体系。他试图取代这种体系，做出历史领域中的哥白尼发现。在他看来，印度文化、中国文化、巴比伦文化、埃及文化、阿拉伯文化、墨西哥文化等都具有与西方文化同样的重要性，没有任何理由把西方文化置于世界文化的中心，西方文化中心论不过是西方人自欺欺人的幻觉而已。后来，李约瑟在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史时，有感于中国古代文化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也对西方文化中心主义作过剀切的批判。但这些批判都没有引起西方人的普遍的关注，直到萨伊德的《东方主义》于1978年问世，局面才为之一变。西方学者仿佛在同一个时刻突然惊醒过来，开始大张旗鼓地批判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美国学者P.A.柯亨甚至在80年代出版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一书中，试图用中国中心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