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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法的社会力学原理分析 经济法的社会力学原理分析 作者：单飞跃/彭小东 法律是一个社会变迁最明显的标志，它既是各种社会力量相互斗争推动的结果，又体现和规制着各种社会力量的斗争状态。从70年代开始，西方法理学界在关注和审视，一种体现国家社会力量对比关系变化的新的法律现象，诺内特、塞尔兹尼克将其称之为“回应型法”（注：参见诺内特、塞尔兹尼克：《转变中的法律与社会》，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昂格尔称之为后自由主义社会法（注：参见昂格尔：《现代社会中的法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弗里德曼称之为福利国家的法治（注：参见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中的“弗里德曼的法治论”第478—48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作者认为，这种新的法律现象便是经济法，它基于当今西方国家社会力量复杂的制衡而产生。本文立足于对近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探讨，以生产社会化的发展为主线，以国家和社会（注：本文所说的社会，与马克思所说的集团社会相似，它不仅是个人的联合体，而且是一切社会中介形态所形成的有机整体。）作为基本的社会力学主体，从经济力、政治力、理念力、惯性力四个方面来展现西方社会各种力量斗争妥协的过程和形态，用以揭示经济法现象的本质与内涵。 一、经济法的经济力学原理分析 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生产社会化的历程。生产社会化在近现代的迅猛发展使生产要素资源的配置周期大大缩短，生产要素的分化与组合日趋复杂，这实质上提出了一个近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命题：如何实现生产要素资源配置的最优化。 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主义占主导地位，认为单凭市场的“无形之手”便可达到资源配置最优。国家被置于经济生活之外，社会权利与资源直接结合，法律主要调整社会内部的利益交换问题，反映在立法上，体现为民商法的发达。 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凯恩斯的国家干预学说占据主导地位，强调由政府配置资源，权力与资源直接结合，社会处于消极状态，法律的主要职能体现为调整政府与私人之间的利益关系，行政法地位突出。 进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后，运用上述市民经济和政府经济（注：市民经济和政府经济的提法只是为了形象说明一种社会经济状况的主导特征。）的主张配置资源的缺陷日趋明显： 自由资本主义强调市场自发配置资源，强调社会经济交往自由，而忽视了市场会“失灵”，社会中陌生的个人进行交易时，往往要消耗大量的成本；另一方面，自由主义的优胜劣汰只是一种形式的平等，演化到现实成为强胜弱败或弱肉强食，引起社会分配的严重不平等，易出现两极分化和经济危机。而民商法无法解决这一问题，它虽可以规范社会交易行为，但它的规范往往会增加成本，使社会陷入“讼累”，它更无法解决社会分配问题。 政府经济的缺陷在于，政府具有天然的权力膨胀欲，当社会寄希望于政府时，它实质上放弃或削弱了对政府谋私行为的监督；另一方面，政府权力介入经济生活同样需要巨大的管理成本，极易造成政府“失灵”，这一后果体现为经济“滞胀”和民主化运动。而行政法虽能规范这种管理行为，但它无法限制政府权力的范围甚至无法阻止政府根据自己的要求而随意改变法律。 由此可以看出，国家与社会在争夺经济力的过程中两端摇摆，力图寻求一种新的平衡，处理好权力、权利和资源的结合关系，以达到资源优化配置效果。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正体现着这样一种相对平衡。 首先是国家垄断资本与私人垄断资本的紧密结合和渗透，国家通过国有化和控股、参股等形式，与私人资本融为一体，并对社会施加影响，权力、权利的界限开始模糊化，国家经济力与社会经济力走向妥协。随之而来的是国家的经济化和社团的官僚化，国家从政治国家向经济国家转变，它“既是一个从各种相互竞争的社会、经济利益之间的平衡中所产生的集中化权力中心，又是正义和包含全社会公共利益的一些特点观念的体现。”（注：弗里德曼：《混合经济社会的国家和法治》转引自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第48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同时，社团（注：本文所指社团包括企业、事业、机关单位及其它团体，一切社会的中介形态。）作为国家资本与私人资本结合的容器，开始走向官僚化，如组织机构的“三权分立”，社团内部等级管理等。更重要的是，社团成为国家与个人在经济领域中的重要中介，由于国家作为经济主体时，不可避免地夹杂权力因素，影响着社团的发展；个人加入社团后，通过控股或其它方式，监督和制约着国家。在社团决策时，为了取得良好的长期收益，它不仅要考虑市场的开拓和自身机制的完善；它更要重视政策导向和社会收益，从而社团获得了准公共性。国家和社会在经济力的妥协中，均沾染了对方的特质。 在经济学学说上，体现为萨缪尔逊的综合古典主义经济学和卢卡斯的“对策论”日益受到重视，均强调宏观经济的微观分析和微观经济的宏观把握，以提高政府决策的正确性和社会利益的实现，如卢卡斯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