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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桑德尔访谈录 论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桑德尔访谈录 采访者:您被人们公认为自由主义的一位批评者。那么，到底什么是自由主义?它到底错在哪里呢? 桑德尔:我把自己视为某一特定版本之自由主义的批评者，这种版本的自由主义在伊曼努尔?康德以及当代一些哲学家(如约翰?罗尔斯)那里得到了最具影响力的表达或阐述。这一版本的自由主义主张，为了尊重人们作为有能力选择他们自己之目标的自由、独立的自我，政府应该在有关良善生活的竞争性观念之间保持中立。我所批评的正是这种康德式自由主义。 采访者:那么在您看来，这种自由主义错在哪里呢? 桑德尔:在《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一书中，我提出了这样一种批评，即这种版本的自由主义是建立在一种自我观念之上的，这种自我观念使我们无法理解某些可能并非出于选择的道德义务和政治义务。因此，我认为这种版本的自由主义并没有充分考虑这样一种情况，即我们可能部分地由某些目的和目标、归属和依附所构成，而它们可能产生团结或从属的义务。对这种版本的自由主义的另一种批评与自我观念没有多大关系，它质疑政治对于特定之道德和宗教观念保持中立的可能性和可欲性。所以，我认为对这种自由主义存在两条批评路线:一是指向它所依赖的自我观念;二是指向对于特定的道德和宗教观念保持中立的可能性和可欲性。 采访者:大家把您和查尔斯?泰勒、迈克尔?瓦尔策以及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等人视为同一个思想学派，即“社群主义者”。然而，在您的新著《民主的不满》一书中，却从未见您使用过这一术语。 桑德尔:在《民主的不满》中我确实没有使用这一术语。对此，我认为，我在《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中也没有使用过这一术语。 采访者:您对“社群主义者”这一标签感到不满意吗? 桑德尔:你们必须明白，“社群主义”这一术语仅仅是一个标签:它是人们用来表述由我和其他人对自由主义的批评所引发的争论。我之所以对这一标签感到不安，是因为“社群主义”意味着这样一种思想，即盛行于任何特定时期任何特定共同体中的价值都是正确的。而我反对这种思想，正如我反对“多数至上主义”一样。我并不打算主张，正义的思考方式就是接受任何特定共同体之大多数成员在任何特定时刻持有的观点，并称其为“正义”。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错误。因此，就“社群主义”意味着多数至上主义或某种道德相对主义而言，它不能正确地指称我所要捍卫的观点。 采访者:那么，您在您的新书中所捍卫的观点，是否可以更确切地称之为“公民共和主义”。 桑德尔:不错，在描述美国政治和宪法史上一种与自由主义传统相匹敌的传统时，我强调公民共和主义传统。这一传统的核心思想是自由取决于自治，而自治则需要公民能够就公共利益进行协商，能够有意义地共享自治和自我管理 共和主义传统会与坚持中立性的自由主义出现紧张，因为它强调政治应当旨在培养公民的某些品格特征—某些习性和素质，以使他们能够实现自治。 所以，共和主义传统的这种构成性谋划强调政治在人们灵魂塑造和品格形成方面的作用，而这一点使它同某些版本的自由主义产生了对立，或者至少说出现了紧张。这些版本的自由主义主张政府不应该试图在其公民中间培养任何特殊的美德或品格特征;政府应该仅限于执行一套权利框架，其间人民可以为自己选择他们自己的目标。 采访者:您对权利本质和目的的看法一定与自由主义有所不同。 桑德尔:是的。在我们所讨论的自由主义观念中，权利的正当性与尊重个人选择他们自己目标之能力的重要性有关。例如，自由主义把言论自由解释为一种形成并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而共和主义对权利的论证则与自由主义不同。在共和主义的观念中，权利的正当性与某种特定的目的或目标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即塑造公民参与自治之能力的目标。因此，在共和主义传统中，言论自由的正当性源自于它能够让公民参加涉及政治共同体之恰当目标的政治协商。我应该补充的是，在共和主义传统中，权利的作用相当重要。不是说自由主义传统赞成权利而共和主义传统反对权利，面是说二者对权利正当性的辩护有所不同。 采访者:正如您所说，公民共和主义的思想传统特别强调自治的观念，尤其是把它看作一种由国家促进的善。但是，到底什么是作为善的自治和政治参与呢?或者更加哲学化地说，共和主义传统包含了什么样的善的理论? 桑德尔: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共和主义传统存在两个版本，每一个版本对此都有不同的答案。 对共和主义传统的一种解释或许可以称之为弱的或温和的观点，它可能认为，无论人们其他的非政治的目的是什么，参与自治都很重要。如果不能培养公民参与自治的能力，那么一种保障公民追求其目标的民主生活方式将无法得到维持。这是一种弱的或温和的观点，它将政府视为一种工具性的善。 还有一种较强的、要求更为严格的共和主义观点，它对你的问题有不同的回答。这一答案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那里，并可以在当代的哲学中，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