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周考古学论要-北大未名bbs-北京大学.docVIP

夏商周考古学论要 王 巍 杜金鹏 一、学科发展历史与研究成果概述 夏商周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现今中国境内夏商周时期的人类文化遗存。 夏商周考古学见证了中国考古学自初创到繁荣的整个历史过程，是中国考古学的重要支柱之一。 在中国境内由中国学术机构发起、中国学者主持进行的首项考古发掘，是当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于1 928年开始对安阳殷墟的发掘，它既是中国考古学形成阶段中的重大事件，也是中国夏商周考古学正式诞生的标志。在1928～1937年间，历史语言研究所组成”殷墟发掘团”，对安阳殷墟遗址进行了15次发掘，成就斐然。 就考古发现而言，这1 5次发掘的主要收获包括：第一，共获得商代刻辞甲骨24900多片。殷墟发掘的最初目标就是寻求通过科学发掘搜寻殷代甲骨文，从而对甲骨文和殷商史进行科学研究。这些刻辞甲骨不仅具有明确的出土地点，还有清楚的地层关系，并有与其他商代遗迹遗物的共存关系，为甲骨文研究开辟了全新的天地；第二，在殷墟宫殿区发掘一批商代夯土建筑基址(发掘者认为分属53座建筑)，从而揭开了先秦时代帝王宫殿、宗庙等礼制建筑的考古发掘与研究之序幕。中国考古学奠基人之一的李济先生评价说：”殷墟的发掘，就现代考古学的立场说，最基本的贡献实为殷商时代建筑之发现，亦即夯土遗迹之辨别，追寻与复原工作”；第三，发掘了11座商代晚期王陵和从属于王陵的上千座祭祀坑，这是古代王陵考古发掘的先声。就学科建设而言，这15次发掘的意义主要在于：第一，首次把现代考古学田野发掘方法运用到商代考古科研实践中，堪称我国夏商周考古学的开创之举；第二，培养了一批商代考古学者，由此造就了多位蜚声中外的甲骨文学家、商代考古学家，初步奠定了中国夏商周考古学队伍的基础；第三，积累起大量商代考古资料，为迅速切人商代考古学研究的核心课题，提供了资料准备；第四，以铁的考古学事实，证明我国在商代已经进入文明社会，从而打破了当时中外学术界对于中国传统古史体系的全面否定，使得以”二重证据法”为武器的新史学充满活力，充分显示了考古学的重要性。在发掘殷墟的同时，还进行了对河南浚县辛村西周卫国墓地、汲县山彪镇和辉县琉璃阁战国墓葬的发掘。1 933～1 935年，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则在陕西渭河流域进行了考古活动，发掘了宝鸡斗鸡台遗址，发现有仰韶文化遗址和周秦汉代墓葬。随着考古发掘的进行，考古资料的整理研究工作也逐步开展。殷墟前7次发掘的成果和研究论文，主要发表在1 929年创刊的《安阳发掘报告》第一至四期上，第8～15次发掘的报告和论文主要发表在1 947年创刊的《中国考古学报》第一至四册，出版的考古学刊物和著作还有《六同别录》、《殷历谱》、《殷墟文字甲编》、《殷墟文字乙编》上辑。宝鸡斗鸡台遗址周秦墓葬资料则结集为《斗鸡台沟东区墓葬》。 因此可以说，夏商周考古学是从商周考古起家的，安阳殷墟的发掘则是夏商周考古学的第一块基石。 夏代考古是以夏文化探索为主题的考古学研究。早在20世纪前半叶，我国学者就开始了夏文化的讨论，先后提出了仰韶文化是夏文化、黑陶文化或龙山文化是夏文化的假说，还有人根据古代文献的提示，前往山西寻找”夏墟”遗址。而正式地把夏文化探索作为一个明确的学术目标，有组织有计划地推展开来，是20世纪50年代末以徐旭生先生率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研人员在豫西地区进行的”夏墟”考古调查为开端，发现偃师二里头遗址则为其重大成果。在随后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有关方面考古学家在河南、山西开展一系列以夏墟、夏文化为目标的考古调查，分别发现一批二里头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址，确定了二里头文化之二里头类型和东下冯类型的分布范围，为夏文化探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夏文化探索的重要学术活动分为：第一，大规模、大范围的考古调查。考古学家在史传为夏墟的豫西、晋南地区进行了艰苦的野外踏察，发现数以百计的属于夏代纪年范围内的古遗址。第二，建立了周详的考古学文化序列，使上述地区自”先夏”时期至商代的文化遗存，联为一条环环相扣的古文化链条，从而把探索夏文化的目标限定在可以控制的范围内。于是，龙山文化晚期遗存、新砦文化和二里头文化成为探索夏文化的学者集中关注的目标。第三，发掘了偃师二里头、夏县东下冯、登封王城岗等重要遗址，其中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发掘，在夏文化探索方面最具学术价值，它不仅提供了有关夏文化内涵的资料，还为追寻夏代都城遗址给出了明确目标。第四，就夏文化的分布地域、内涵特征、年代范围、类型划分、都城遗墟以及夏商分界，展开了热烈而持久的讨论。夏文化讨论是中国考古学史上争鸣最为激烈、最为持冬的一个专题讨论，影响相当广泛、深远。 纵观夏文化探索的历程，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以1 959年徐旭生等奔赴豫西调查”夏墟”为界标，此前是夏文化探索的萌芽阶段，此后则进入夏文化探索的初级阶段。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