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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支撑下的韩国三星公司 无论什么事情，一切都从本民族的整体利益出发来考量，这就是典型的民族主义者。民族主义者讲究牺牲和无畏，重视竞争与对抗。但是我们必需要看到，这不一定非要产生出破坏、分裂、战争甚至种族清洗……相反，容易被我们忽视掉的东西正是民族主义的本源，即对于一个群体的发展所产生的巨大的无可比拟的推动作用。 　　这是在到韩国的汉城、龟尾以及水源等地参观了三星公司之后，意识到的。 　　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三星这家本名不见经传，而且已经走到死亡边缘的韩国公司一跃跻身于世界诸强之列。关于三星公司的发展战略、技术创新、人才培养、公司治理结构，都有大量的文章。但在三星公司真正成长起来的近30年历程中或许有一些不为人所知的力量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我看来，民族主义情结正是其中之一。 1974年，李健熙以个人的名义购买了一家名叫富川的小半导体公司，并从此开始了三星公司也是整个韩国的电子工业之路。但是日本人早就在这条道路上走了很远，事实上，不仅是电子工业，在经济的各个方面，日本都像一座不可逾越的大山一样横亘在韩国经济面前。与日本的竞争不可避免地成为韩国人走出国门的第一步。基于历史原因，对抗心理早就融入到每一位韩国人的血液之中，这种因素所产生的力量不仅是巨大的，且是长久的，其意志力绝不亚于中国的愚公移山。 1980年代，一批在美国硅谷奋斗了多年的韩国人回到了三星，他们高喊着“一定要打败日本人！”。很多人不相信精神力量对于生产和研发具有重要作用。可是，正是这批人在1996年研制出了256MDRAM，在这一领域韩国人第一次超越了日本。韩国的副总理参加了这一产品的发布会，媒体更是将这些研发人员奉为“国宝”。 3—6个月。”韩国人并不隐讳他们在生意上与日本一争高低的决心。结果三星让日本同行企业落后了一年左右，现在，日本一些公司都已经放弃了同三星的竞争。这段历史让很多人相信，敢于与亚洲最大企业SONY公司进行竞争正是三星成长的动力之一。 SONY的诸多不同来说明这是两家完全不同的公司，不能简单比较。但是，他随后又说：“近两三年，三星发展很快，品牌价值得到大幅度提高，而SONY没有太大的变化，所以媒体将两者放在一起时，更多是通过这两个代表各自国家的大企业来比较两个国家的竞争。”稍加体味就能感觉到在他以及每一个韩国人思维深处的东西。 1/4，三星的成功也的确被视为韩国或者说大韩民族的整体胜利，尤其是在金融危机之后的五年多时间里，三星电子不仅成为韩国经济不倒的支柱，更为重要的是它也支撑了韩国人的精神。“我们在三星公司工作的人，心里的确有这样的责任感。”这是通信事业部的一位次长用略带谦逊口吻说的话。谁都不能否认，就像是摩西走出埃及一样，三星从金融危机的死亡漩涡中走出，带动了韩国国民整体自信心的巨大提升。 　　精神的力量并不并没有导致理智的丧失。韩国人意识到，如果一直做一名低成本的搬运工，总有一天会败给劳动力众多的中国。李健熙清醒地发出了“不创新毋宁死”的声音。 　　15年以前，三星公司和我们现在所能见到大多数中国公司一样，只能生产他人产品的廉价复制品，而如今，三星选择生产的产品，都跻身于这一领域的前三名。 藐视竞争的库尔斯 　　发生在１９６０年冬天的那场悲剧对库尔斯这个已有１５年历史的酿酒公司来说仍然记忆犹新。２月９日清晨，公司４４岁的董事长小阿道夫·库尔斯在吻别了妻子和四个孩子以后，驾车开向自己２０公里以外的工厂时失踪。库尔斯失踪之后，人们开始四处寻找。这是科罗拉多有史以来最具规模的救援活动，总共进行了近７个月，直到在丹佛南部６４公里的一片无人的丛林地带，人们偶尔发现了一些衣物碎片和散乱的尸骨。很显然，尸体在草草埋葬后被野狗之类分食，库尔斯的牙医最后证明死者就是库尔斯。 　在小阿道夫·库尔斯被谋杀之前，他和自己的父亲阿道夫·库尔斯一起掌管着库尔斯公司。在谋杀事件发生以后，老阿道夫开始独揽公司大权直至１９７０年８６岁时去世。阿道夫的另外两个儿子，大儿子威廉姆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小儿子约瑟夫任执行主席。他们两人一个负责酿酒生产，一个负责财务管理。不过权限也没有正式划分。 　兄弟两人（大哥被工人们称为比利，弟弟被称为乔）都是粗犷硬汉，他们非常重视身体锻炼和户外运动，经常把雇员送到野外生存学校学习。库尔斯公司还发给职员们高尔夫活动经费，并报销他们的滑雪差旅费。当然，库尔斯兄弟并不是什么地地道道的慈善家，他们鼓励雇员参加体育活动的目的是刺激起他们之间互相竞争。比尔说：“如果你不能在竞争中求胜，你也别想生存下去。” 　　截止到１９７０年，库尔斯公司在酿造业的成就一直非常惊人。这是因为库尔斯公司只生产一种啤酒，而且只有一家酿酒厂，这个厂在当时是世界同行业中最大的。库尔斯啤酒只在美国西部的１１个州出售，而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