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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论争的实质是“争夺领导还是争取平等 中苏论争的实质是“争夺领导权”还是争取平等? 在中苏同盟关系的研究中，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共与苏共之间的论争，是为争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头”，从而导致了中苏同盟关系的紧张与冲突加剧。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个中原因，主要是中共为争取同盟者的党际关系和国家关系的平等地位而与苏共进行了坚决斗争。 一 1950年初建立的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是一种国家关系同盟，但由于中苏两国同为社会主义大国，两党又都是各国的***，而且两党之间又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这样就使中苏同盟具有双重性质：国家关系和党际关系。如果说中苏之间的斗争是中共为着争当国际共运的“头”，那只是注意到党际关系的嬗变而忽略了同盟关系的实质。况且党际之间的斗争也并非如此，而是充满着中方为争取平等而与同盟者进行的不懈斗争。 中国共产党并没有争当国际共运的“头”。斯大林晚年时，尽管南斯拉夫的铁托显示了自己的个性，但斯大林和苏共作为国际共运和社会主义阵营的领袖地位是没有争议的。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一直把斯大林尊为朋友、先生、导师，而视自己为他的学生。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斯大林曾发过牢骚、提过意见，但不是向斯大林的权威挑战，而是针对两党两国间一些具体问题的不满而与之抗争。毛泽东及中共对苏共和斯大林及其后继者赫鲁晓夫也是心怀敬意的。1956年12月，中共中央在讨论起草《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时认为，过去提的“以苏联为首”还是对的，现在仍然要这样提。同时针对国际共运中流行的所谓“多中心论”，应明确提出以苏联为中心，因为它一直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这是历史形成的，不是人为的。所以，《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明确提出苏联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不是任何人人为地决定的，而是历史条件所自然形成的”。“为了争取社会主义各国经济文化的共同高涨，我们必须继续加强以苏联为中心的国际无产阶级的团结”。1957年11月初，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参加莫斯科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在多次讲话中都提到“以苏联为首”或“以苏共为中心”。毛泽东在会见赫鲁晓夫时说，我们所以提出以苏联为首，是因为只有你们才能领头，你们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又是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搞了40年社会主义。赫鲁晓夫表现出少有的“谦虚”，提出以苏中为首。毛泽东说，兄弟党之间是平等的，但在为首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跟你们平起平坐，我们还差得远。我们中国为不了首，没有这个资格。如果以我们两个为首，我们是负担不起这个责任的。其实，毛泽东的倡议正合赫鲁晓夫的心意。因为自斯大林去世尤其是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加上波匈事件等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冲击，使苏共在国际共运中的威信下跌到最低点。习惯于充当领导者的苏共领导人欲借十月革命40周年之机，让世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齐集莫斯科，按照苏共的意图为国际共运制定统一的纲领和路线，重树苏共在国际共运中的威信，恢复其领导地位。 中共提出“以苏为首”后，遭到了东欧一些国家兄弟党的反对。他们对中共的提议极为敏感，表现出特有的谨慎，顾虑重重以至抵制。为消除他们的疑虑，毛泽东做了大量细致的说服工作。毛泽东在与波共第一书记哥穆尔卡谈话时向他讲了“以苏为首”的必要性，解释“以苏为首”并不是要成立新的国际机构，不是苏联说了算，各国党都是完全独立自主的。在11月14日的讲话中，他向与会者着重讲了为什么中国党提出“以苏为首”的道理。他说：“就我们阵营的内部事务说，互相调节，合作互助，召集会议，需要一个首。就我们阵营的外部情况说，更需要一个首。”在11月18日的讲话中毛泽东又重申坚持“以苏为首”的重要性，并说“这个头就是苏联，就是苏共中央”。虽然中苏之间在某些问题上存在分歧，但从国际共运的大局出发，经过毛泽东的努力，中国党提出的“以苏为首”获得了与会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们的认同，并写进了《莫斯科宣言》中。当然“以苏为首”并非“以苏联为尊”，如过去那样任何问题由苏共说了算，而是对其职权范围加以限制并建立在各国党平等的基础之上。宣言指出：社会主义各国和兄弟党之间是完全平等的，各国党之间为加强联系，“除了举行领导人员的双边会谈和交换情况以外，在必要的时候还应该举行更广泛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会议，以便讨论迫切的问题，交流经验，了解彼此的观点和立场，协议为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共同目的而进行的共同斗争”。这些是经过中共与苏共的斗争才写进去的。赫鲁晓夫对此耿耿于怀，虽然他当时表态同意，但那是言不由衷的。后来在华沙条约国首脑会议时，他用粗俗的语言来发泄他的不满情绪：“为首顶个屁用，等于一个公共痰盂，谁都往里面吐痰”。在苏共二十一大上，苏共领导人也抱怨中国一方面主张“以苏联为首”，一方面“向苏联脸上吐痰”。 斯大林晚年曾经预言，世界革命中心正在逐渐东移，马克思主义诞生于西欧，却在东方的苏联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