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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成桐谈大学 丘成桐教授:把脉高等教育 ——丘成桐教授在东南大学“人文大讲座”上的演讲—— 　　思想者小传 丘成桐 现任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普林斯顿高级研究员、终身教授，并任美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首批外籍院士等。他解决了一系列猜想和重大课题，以他的研究命名的卡拉比——丘流形在数学与理论物理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研究成果在国际上产生了重要影响，被誉为“近四分之一世纪里最有影响的数学家”。 1982年曾获有数学诺贝尔奖之称的“菲尔兹”奖，1994年获得瑞典皇家科学院特别设立的克拉夫特奖，1997年获得美国国家科学奖。 大学的目标 大学必须培养学生放眼世界，开放思想，循多种角度思考；大学要有雅量容纳一些特立独行的知名学者；大学更应该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引领社会。 西方世界对大学的看法，其源头可以追溯到毕达哥拉斯学派，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得和托勒密等古希腊诸贤，当然还有基督文化的价值观。 从历史上看，差不多所有欧洲大学都滥觞于成立于十二世纪末的巴黎大学。当时教育皆出于教会。大学里讲授的是神学、法律及医学，文学部则传授逻辑、物理、数学、天文、心理、伦理及政治等学问。而英国的名校，如牛津和剑桥，则直接由皇家督察，神学也是重要的一环。这些中古大学，它们有世界精神、超国界的性格，它们用同样的语言 （拉丁语），相信共同的宗教 （基督教），教师和学生可以自由地云游四方，谈共同的问题。后来，因为拉丁语的式微，宗教的分裂，这种精神才开始解体。当时大学的任务，乃是传授一套对上帝及世界的既定看法。真理早就找到了，教育的目的只不过是把它传授给下一代。 这种看法一直到十八世纪初才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真理不再被视为既得的了，相反，它变成了被寻求的对象。而大学里的教员，在讲授古籍精要的同时，也开始教授学子追求真理的方法。 英国的牛津与剑桥在七八百年的变迁中仍然保持了它们的古典品格。十九世纪的牛津学者纽曼认为，大学是一个提供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培养绅士的地方。所谓绅士，是指通达而有修养与见识的文化人。到了十九世纪，德国的大学一枝独秀，人才辈出。德国大学的任务，大体而言，有以下几项：一、通过严谨的教导，把文化知识中的瑰宝传给下一代。二、为神职人员、法官、律师、医师、中学教员和高级公职人员提供专职的训练。三、开展科学研究。四、为独立研究提供训练。 德国教授的声誉，赖于在研究上的贡献。 Friedrich Paulson这样写道：“语言学家、历史学家、数学家和物理学家上课时侃侃而谈，仿佛在座者都是学者教授。他们对这些听众将来只会从事实用性工作即中学教员这一事实视而不见，或者他们并非不知情，而是他们认为为人师表者，所亟需的乃是真正学者的教育。 ” 德国大学的模式对美国近代大学的影响很大。德国许多名教授其后都移居美国，在彼邦桃李满门。虽然爱因斯坦从未在美国教书，但他的教育观点与这些德国教授无异。 让我引用他于1952年10月5日发表于《纽约时报》的这段话：“只教授一门专业知识是不足够的。因为如此学者只会变成一台有用的机器，而非具备完整的人格。学者必须才德兼备，与美善为邻。徒有专业知识，只不过像一头训练有素的狗，而非仁人君子。学者必须了解人类的渴求、理想以及痛苦，这样才能在群体与社会当中找到安身立命之所。这些宝贵的经验，只能在与老师日夕亲炙时学到，并且一代一代地传下去。过度强调学术上的竞争，为了立竿见影而过早地专门化，两者只会扼杀了整个文化赖以生存的精神，最后就连专业知识也不能发展了。 ” 美国的大学吸取了德国与英国大学的所长，佛兰斯纳在1930年就提出了大学必须是个有机体，应当探讨物理世界、社群世界及美艺世界的种种知识。他强调大学应该是时代的表征，而不应该跟随世界的风尚。 1963年，加州大学校长克尔 （C.Kerr）发表了一本著作《大学之功能》，指出当代大学必须提供多元化的课程与活动、发挥多元化的需求，因此他提出了将加州的大学分不同的层次，除了现在的加州大学以外，还有比较注重专业发展的大学。这种新的思路对整个美国的大学有很大影响。 二次大战后，通讯工具的发展一日千里，实在是非古人所能梦见。电话、飞机、互联网等使世界大大地缩小了。全球化使世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知识在人类各种活动中更显重要。在这样的形势下，大学必须培养学生放眼世界，开放思想，循多种角度思考。大学也要有雅量去容纳一些特立独行的知名学者，虽然他们来自五湖四海，背景各异，可是他们会对大学作出卓越贡献。我们必须分清哪一类教育是社会要求的，还是社会真正需要的。很多大学依从政府、工业界或捐款者的“市场需求”而办事。我认为大学应该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引领社会，它不应该在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