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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胡人种考 根据中国古代文献的记载,至少在战国后期,燕国以北的辽阔地域上曾经活动着一支定居性较弱、以畜牧业为主要经济生活方式的人群———东胡。关于何种考古学文化为东胡遗存的问题,曾经在中国考古学界引起诸多争议,至今尚未有定论。早在20 世纪60 年代,朱贵就提出,出土东北系曲刃青铜短剑的墓葬的族属应为东胡族[1 ]。后来,靳枫毅又提出“夏家店上层文化东胡说”[2 ]。20 世纪90 年代初,林云对靳枫毅的观点提出质疑。他从考古学、文献学、人类学等资料出发,论证夏家店上层文化不应属于东胡遗存,并且对进一步探寻东胡遗存的工作,提出了他的见解[3 ]。 由于有关东胡的考古学遗存问题在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争议,因此,人类学家很难直接用某一份古人骨资料,来对“东胡”的人种进行鉴定和分析。根据文献史料记载和民族史研究,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鲜卑、契丹、蒙古等族均为东胡后裔。这就为我们利用人种学资料间接地讨论东胡人种问题提供了可能性。有关鲜卑族的古人种学资料,目前已经发表的共计11 批,分别出土于内蒙古呼伦贝尔盟的完工墓地、扎赉诺尔墓地、赤峰市巴林左旗的南杨家营子遗址[4 ]、乌兰察布盟的三道湾[5 ]、七狼山[6 ]、东大井[7 ]、叭沟墓地[8 ] ,辽宁省朝阳市的十二台营子[9 ]、喇嘛洞墓地[10 ] , 吉林省大安县的渔场墓地[11 ]和山西省大同市南郊的北魏 墓地[12 ]。这些墓葬的年代大致为东汉至北魏时期。 上述古人骨资料中,除了完工组、喇嘛洞组和大同组以外,其余8 组体现出明显的一致性,他们都拥有低、短颅和阔颅,以及高而宽阔的面形和很大的面部扁平度,应该属于西伯利亚蒙古人种的范畴。完工组的体质特征与其他鲜卑族头骨有着较大的差异,他们具有高而偏长的颅型,配合以较阔的面形,这种高颅阔面类型的人类,在先秦时期的中国东北地区广有分布,笔者称之为“古东北类型”[13 ] ,与其他鲜卑族头骨所代表的低颅阔面的西伯利亚人种明显有别。所以,陈靓提出:“我们有理由怀疑,完工遗址并非鲜卑人的遗存。”[14 ]喇嘛洞组的人类学特征也不同于其他鲜卑人,他们具有高颅、短颅和褊狭的中颅型,与颅型低阔的其他鲜卑族居民判然有,其原因有待于进一步研究。陈山对喇嘛洞墓地出土的三燕时期人骨进行了初步研究,认为该批古代居民“在种族类型上与现代东亚蒙古人种最为接近”[15 ] ,暗示出喇嘛洞三燕时期居民在种系构成方面,与大多数鲜卑族居民差别较大。关于山西省大同市南郊北魏墓地出土人骨的种系类型问题,目前学术界有两种认识。 张振标和宁立新认为,该批古代居民的种族特征,与华北地区以北的古代或近代的居民关系最为密切,基本上属同一个种族类型。这个类型以蒙古人种的东北亚类型为主体,同时又与带有欧洲人种特征的乌孙人类型存在着某些联系,明显有别于汉族的颅骨特征,因此,大同北魏墓群的族属应是鲜卑人[16 ]。韩巍则认为,大同北魏组居民与现代东亚蒙古人种支系在颅面部形态特征上,表现出更多的相似性,在古代对比组中,与殷墟中小墓②组之间关系最为密切,属于“古中原类型”居民。其主要种系成分与目前已知的鲜卑人群之间存在着显著的遗传学距离,故韩巍推测,其族属来源应以汉族为主,但在其体质特征的形成过程中,或许也受到过鲜卑人的影响[17 ]。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除完工、喇嘛洞、大同3 组存在争议的资料之外,其他汉、晋时期鲜卑族居的人种类型,均应属于低颅高面类型的西伯利亚蒙古人种。近年来,在辽宁省西部和内蒙古东部、中南部地区,陆续采集到8 批契丹族的人类学资料,其中包括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察右前旗豪欠营辽墓人骨[18 ]、商都县前海子辽墓人骨、锡林郭勒盟东山辽墓人骨、正蓝旗卧牛石辽墓人骨、赤峰市宁城县山嘴子辽墓人骨[19 ]、阿鲁科尔沁旗耶律羽之家族墓地人骨[20 ] ,以及辽宁省法库县叶茂台一号辽墓、阜新县关山辽墓的辽代萧氏后族人骨[21 ]。这些墓葬的年代贯穿了辽代早、中、晚期。 综合上述8 批辽代契丹族的人类学资料,我们可以发现,在辽代契丹人的种族成分中,主体因素是西伯利亚蒙古人种的特征。他们一般都具有圆颅、阔颅和颅型偏低的倾向,同时伴有扁平而宽阔的面部形态。这种典型的契丹族容貌特点,在许多与契丹人题材有关的辽代绘画作品中,曾经有过生动的描绘。当然,在辽代契丹族的人骨标本中,尤其是那些辽代晚期的标本中,也存在着一些颅型比较高狭的标本,与东亚或东北亚人种呈现出某种程度上的相似性。这些人种因素的存在,可能是辽代契丹人与其他民族通婚、混血的结果。 关于古代蒙古族的人种学资料,目前还鲜有刊布。近年来,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元上都城址周围及较远的旗县,发现了十多处埋葬较为集中的元代墓地。已进行过考古发掘的墓地有9 处,其中,位于元上都城址周围35 公里范围内的墓地有多伦县砧子山、正蓝旗卧牛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