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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专访：史铁生 人物专访：史铁生 站在人的疑难之处 史铁生，1951年生于北京。1967年毕业于清华附中初中，1969年去延安地区插队落户。1972年因双腿瘫痪回到北京，在街道工厂工作。后因急性肾损伤，回家疗养。1979年后相继有《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命若琴弦》、《我与地坛》、《务虚笔记》等小说与散文发表。1998年罹患尿毒症，终至透析。病情稳定后，有随笔集《病隙碎笔》和散文集《记忆与印象》等出版。作品多次获奖。现为北京市合同制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我的丁一之旅》是史铁生用三年时间的所有上午写出来的 　在我们几十年的生命里，最不可能枯竭的就是疑难，而不是幸福。如果你老是写幸福，可能会枯竭。———史铁生 　《我的丁一之旅》是史铁生对自己的又一次眺望。这部长篇被他称为心魂自传，他把自己的内心、精神以至肉体再次放到浩瀚的时间之流，生死轮转，灵肉纠缠，性与爱排演，理性与激情的上升与坠落，孤独与慰藉的给予和失去，它和史铁生在几年之前完成的长篇小说《务虚笔记》、长篇思想随笔《病隙碎笔》一起，构成史铁生重要的精神性的书写。 　　从死中看生 　　南方周末：在你的散文集《记忆与印象》里你说，现在我常有这样的感觉，死神就坐在门外的过道里，坐在幽暗处，凡人看不到的地方，一夜一夜地等我。 　　史铁生：这是我在肾坏了、刚刚透析之后写的。确实，那时你觉得离死亡很近，尤其你天天透析。在透析室里跟你在一起的那些人，可能哪天哪一个人就没能再来，常有的事情。医院里边的困苦，外边的人很难想象，所以我建议人们旅游不要光去风景区看，也可以去医院看看，去墓地看看。 　　南方周末：你写史铁生的墓，给自己设计墓志铭，你说死，说活。但是对很多人来说，死是一个禁忌。疾患使你看透生死了吗？ 　　史铁生：透吗？不敢说是透。死意味着什么，死之后是什么样的状态，我们无法在活着的时候去证实它，也很难证伪。哲学的问题，据说是从死开始的。佛家讲人生老病死。实际上最触动人的还是死这件事情。对很多人来说，死是不能谈的。人们不说死，一说到死就很害怕。好像死是不在的，永远都不在。忌讳谈死的，如果他是病人，我就觉得他的病白得了；如果他是一个写作的人，他的损失就更大。我觉得人对死的想法很苍白时，对生的想法也会很不清晰。古人说：不知生，焉知死。但还有一种看法，是不知死，焉知生。死是生的一部分，在你生的时候，死一直在温柔地看着你，或者虎视眈眈地看着你。不说的人，也分明意识到它在那里，而且深怀恐惧。 　　南方周末：残疾和磨难使你比常人更容易体察到人的根本处境吗？ 　　史铁生：未必，未必。佛祖也并没有残疾呀。而磨难又差不多是人人都逃不开的，也很难比较磨难的轻重、大小。苦难既可以使人把生命看得更深入、更宽广，也可能让人变得狭隘。我说过，关键的不是深入生活，而是深入思考生活。比如说陀斯妥耶夫斯基，我看他最不寻常的品质是诚实和善问，问人生的一切善恶原由与疑难。我觉得这才是写作者应该有的立场。 　　有人说我的写作太过思辨。没办法，这可能就是我的命。大概我总是坐在四壁之间的缘故，惟一的窗口执意把我推向形而上。想，或者说思考，占据了我的大部分时间。我不想纠正，因为并没有什么纠正的标准。总去想应该怎样，倒不如干脆去由它怎样。 　　南方周末：看到你描述透析室的情景，你写过病人和家属因为拿不出治病的钱悲伤痛苦，在医院你更真切地看到生命的困苦和患难吗？ 　　史铁生：透析费用一年数万元，且年年如此，这个负担靠一般人自己的力量是无法承受的。不光是透析，很多病都有这样的问题—— —决定你活命的是钱，不是医疗技术，这是一个很严峻的问题，不只是医学问题，还是伦理问题。人的生命，人的生存在你走进医院看病的时候出现问题———不平等。我见过一个靠借钱给儿子透析的母亲，她站在透析室门外，空望着对面墙壁，大夫跟她说什么她都好像听不懂，那种绝望让人难过。我还听说过一对曾经有点钱的父母，一天一天卖尽了家产，还是没能救活他们未成年的孩子。我听护士说过：看着那些没钱透析的人，觉得真不如压根就没发明这透析呢，干脆要死都死，反正人早晚得死。这话不让我害怕，反让我感动，是啊，走进透析室你才发现，最可怕的是：人类走到今天，连生的平等权利都有了疑问。有钱和没钱，怎么竟成了生与死的界限？说实在的，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要死都死大概也不是个办法。 　　 残疾与爱情 　　南方周末：在你的写作中，残缺和爱情是两个重要的主题。对你来说，残缺和爱情是人的宿命和寓言吗？ 　　史铁生：我没想写残疾人的爱情遭遇，那些东西被写滥了。我写的是人残缺的背景，使爱情成为可能和必要。每个人生来都是孤独的，这是人之个体化的残缺，所以我们需要与他者的沟通、亲和。而他者，对我们来说意味着差别、隔离、恐惧甚至伤害，这是社会化的残缺。我们因残缺走向他者，因残缺走向爱情，但是我们通常会从他者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