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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次反“围剿”失败原因探析 五次反“围剿”失败原因探析 中共正史一般称之为“中央苏区的五次反围剿战争”，具体断代如下： 一、1930年10月，蒋介石纠集10万兵力，采取“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术，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围剿”。红一方面军4万人在毛泽东的领导下，采取“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共歼敌1.5万多人，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 二、1931年2月，国民党当局又调集20万军队，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术，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二次“围剿”。红军3万人在毛泽东的指挥下，仍坚持“诱敌深入”的方针，集中兵力，各个歼灭。在5月中下旬，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 三、1931年7月，蒋介石亲自任总司令，随带英、日、德军事顾问，率兵30万人，依仗重兵，采用“长驱直入”战术，分三路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红军“避敌主力，打其虚弱”，前后3个月，歼敌3万人，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围剿”。 四、1932年底，国民党调集30个师的兵力，分三路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红军在周恩来和朱德的指挥下，根据毛泽东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集中优势兵力，坚决围歼的作战方针，消灭敌人3个师，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五、1933年10月，蒋介石调集100万军队、200多架飞机，采用“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发动了第五次“围剿”。李德等人先推行“军事冒险主义”策略，后在敌人的进攻面前采取“拼命主义”，最后发展成“逃跑主义”，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被迫突围转移，开始长征。 国民党方面的军事史，发现他们对于这4年的围剿战争的断代不是5次，而是4次，具体历程简介如下： 一、1930年中原大战后围剿开始，国军克复铜鼓，但后来18师中伏覆没，师长殉难。 二、1931年2月，军政部长何应钦率领3个师进军，但对付红军的游击战全无效果；6月，蒋介石赴赣指导，遂克复铜鼓，止兵；9月恢复进军，克复会昌、瑞金，但“九一八”猝然而至，国军退兵；12月蒋介石下野。 三、1932年3月蒋介石任军委委员长，4月设汉口总部，击溃金寨红军；国府提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方略，组织地方民团、五县联防；1933年1月，陈诚18路军和孙连仲26路军发动进攻；3月，蒋介石赴热河指挥抗日，围剿的18路军被击败；4月，蒋回南昌，阻止红军攻势、制订作战计划，时红军以至50万人；10月国军总攻，逼迫苏维埃政府首都从瑞金迁至会昌；11月，19路军福建兵变，围剿暂停。 四、1934年2月，湖北红军崩溃；国军组织兵员30万人、飞机150架，于6月对中央苏区发动总攻，10月红军彻底溃败，开始转移10万主力；12月3日，5万南昌市民游行庆贺，江西围剿正式结束。 1933年—1934年，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红军经过一年奋战，未能打破敌人的“围剿”，被迫放弃中央根据地，开始进行长征。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当时“左”倾中央实行的军事政策有直接关系，这一点，已为历史学界广泛注意，本文不予赘述。作为一场跨时一年，交战双方拥有各自疆界、政权和社会组织具有总体战性质的战争，导致战争成败的因素当然不仅仅在某一方面，而应有着十分复杂的内容。本文试对以往研究中未充分得到重视的因素作一初步探索。[1] 一 国民党方面的作战准备和作战方针 第四次“围剿”失败后，经过短暂休整，蒋介石开始准备第五次“围剿”。1933年7月，蒋在江西庐山开办陆军军官训练团，分期分批训练中级以上军官。训练“惟一的目的，就是要消灭赤匪，所以一切的设施，皆要以赤匪为对象”。[2]对应其“从前剿匪剿不了，并不是我们武力不够，而是我们精神不良”[3]的认识，训练团特别注重战斗、团结精神的教育。训练结果，按蒋自己的说法：“因为时间过于短促，对于学术科没有多大的进步，但是各人的精神思想，和所表现的仪容、态度、动作，比两星期以前，完全不同了。”[4]同时，干部集中、朝夕相处对来自各地方、各派别的军官“把眼前畛域派别的观念，和频年交相火并的宿怨前隙，不期然而然的消弭泯灭”[5]，也发挥了一定作用。 以红军作为假想敌，郑重其事地开办庐山训练，反映蒋介石对再一次与红军作战的充分重视，如他所说：“此次剿匪，实关党国与本军之存亡，不可以大意轻易出之。”[6]这和第一、二次“围剿”时视红军为“地方事件”[7]，仅出动一些杂牌部队有重大差异。吸取前几次“围剿”失败的教训，蒋将新一次 “围剿”定位为军事、政治、经济、社会的总体战。基本原则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即“用三分的力量作战，用七分的力量来推行作战区的政治”[8]， “一方面要发挥军事的力量，来摧毁土匪的武力；一方面要加倍地运用种种方法，消极地来摧毁土匪所有的组织，及在民众中一切潜势力”[9]。秉着总体战的思路，国民党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政治、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