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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漂的童年与书桌 2011年秋季学期前夕，一纸《强制拆除告知书》，被送至散落在北京各个角落的24所学校。两个月前，他们已相继收到关停通知。在这些外来务工人员子弟学校，共有3万多名学生。 　　回乡就读，抑或是留在城里转到费用相对高昂的公办学校？成为那些在京城谋生的家长和他们的孩子，必须面对的抉择。 　　与此同时，在那些分布在全国各地为数众多的山区小学及教学点里，他们的同龄人和父母，也面临着同样艰难的抉择—花费更多的钱，翻过更多的山，去教育资源更好的学校就读，成为一名被“托管”的学生；或者是留在生源匮乏、师资力量薄弱的教学点。 　　2011年的暑期临近尾声，北京市各地中小学像往年一样，如期准备开学典礼。但这不包括散落在北京各个角落的24所学校。两个月前，他们相继收到关停通知。这些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弟学校，一共有3万多学生。 　　数据显示，目前，在北京有超过700万的外来人口，占常住人口的35.9%；其中，6-14岁学龄儿童88.8万人，外来学龄儿童占全市学龄儿童28%。 　　北京当地媒体报道，在这700万的外来人口中，有400万是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250万，主要分布在建筑、生活服务业等领域。 　　但我们更加愿意称他们为“外来务工人员”，或者“新北京人”。饶培秀就是其中一员。 　　回不去的乡村 　　天气预报说8月22日傍晚会有小雨，那天的中午显得格外闷热。饶培秀说，这是秋老虎，再过半个月就走了。 　　对于这样的“老虎”，她并不在意。这一天中午，饶培秀匆忙回到自己花400元租的临建房，换下一身脏衣，仔细地收拾了一下自己—在穿上黑色皮条的凉鞋以前，她还特意穿上了丝袜。 　　下午两点多，她叫上了自己的三个孩子，向北京市朝阳区东坝实验小学走去。 　　和往常不一样，这一天下午回到学校上课的孩子并不多，但饶培秀在学校里却意外见到另外几名学生家长。其中，有一个她的熟人，叫王景枝。她们听说学校要关闭了，赶紧到这里来看看情况。 　　10天前，饶培秀顺道送孩子上学时，在校门口遇到东坝乡的保安和政府工作人员。他们给饶培秀发了一张宣传单，上面大致写着她孩子就读的东坝实验小学即将关闭，建议家长将孩子送到公立的学校就读，传单末尾留下了联系人和公立学校地址。 　　但饶培秀并不愿意把孩子们送到那样的学校里去，第一是因为学校太远，孩子上学不方便，更重要的是，她的三个孩子，都没有身份。 　　1997年，饶培秀和丈夫从老家河南信阳来到北京，在朝阳公园一带租好房子，干起了拾破烂的行当。她说，这就算安了家。 　　不久后，他们生下一个女儿，此后几年里，她又生了女儿，直到儿子老三出生。 　　“我们老家世世代代种地为生，观念很传统，如果家里生不出儿子，会遭人嫌弃，连打个架吵个嘴都没人帮忙。”饶培秀解释完后，叹了一口气，她说，如果知道这个世界的观念正在改变，那她也不会生那么多孩子。“所以，我后来就再也不愿意孩子回老家了，孩子回去，被绑在田里，永远也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怎么回事。”而另一个原因是，在她老家，几乎没有年轻人了。“我不放心把孩子给老人家带，一个疏忽，孩子可能就会出事。” 　　饶培秀说这话时，一旁的王景枝不住地点头。有一年夏天，王景枝曾把两个孩子送回老家，有一天他们在塘里玩，溺了水，幸亏三个女孩一个牵着一个将他们救上来。 　　王景枝在女人街从事保洁工作。这一天，她也换上浆洗得干干净净的蓝花白底连衣裙来学校，她害怕给孩子们丢脸。 　　就这样，这两位母亲就一直将孩子带在身边，上户口也就成了一件遥不可及的事情。 　　2005年，他们听说有一位信阳老乡，办了一所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弟学校，在东五环外的东坝乡，两家就举家迁到东坝乡，“只是出示了我们的身份证和暂住证明，杨校长就收下我们的孩子。”饶培秀说。 　　她们原以为这样的日子可以很长久…… 　　强拆之前 　　8月20日，东坝乡实验小学校长杨勤收到一份《强制拆除告知书》，上面赫然指出实验小学擅自新建、扩建房屋，并称将于“2011年8月25日对你单位（个人）实施的违法建筑依法进行强制拆除”。告知书的落款，是北京市朝阳区东坝乡人民政府。 　　60多岁的杨勤只是在新闻里听说过强拆的事情，当告知书在他手里的时候，他说不出话，也不敢把这个消息告诉学生家长。 　　同时收到这份告知书的还有来自信阳的万天兵，东坝实验小学的创办人。尽管此前杨勤和万天兵就知道可能会有这么一天，但是没想到会来得这么快。 　　今年7月27日，万天兵收到东坝乡的一份告知书，告知书责令他不要办学，否则就拆掉房子，“以违章或者违法的理由。”万天兵说，“我想他们如果有其他的理由，或许还可以，但是东坝乡这几百亩地，几万外来居民，以这种方式盖楼的多的是，应该不止我这一家违章啊。”万天兵坐在小学生教室的课桌前，左手的手臂上隐隐能看到一个褪了色的“忍”字文身，这个字见证了他在北京办学的十几年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