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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反腐难解兴亡怪圈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简单说即台谏制度。“台”为御史台，“谏”为谏官。御史监察行政官僚及军事将领，谏官规劝、监督君主。 在战国时期，掌管文献史籍的御史就已有了明显的监察职能。秦代更是形成制度，设立御史大夫，位列三公，以贰丞相，掌天下文书和监察。之后成为一项历朝历代都采用的重要政治制度。汉承秦制，在监察制度上较秦更密。中央仍设御史大夫，武帝时将全国分为十三个监察区，即州部，各设刺史一人。东汉后期，刺史逐渐变为凌驾于郡之上的一级地方行政长官，失去监察作用，改称州牧，成为行政军事大权集一身的割据势力，地方监察制度土崩瓦解。隋唐一体，唐代更进一步扩大了监察机构的权力。御史台享有部分司法权，有权监察大理寺和刑部的司法审判。在地方上，全国分为十个监察区，即十道（后增为十五道），每道设监察御史一人巡回按察州县。及至后来，在地方上观察使（职同监察御史）事事干预，权力逐凌驾到州县地方官之上，成为地方行政的最高之一级，有如汉代刺史。观察使巡按边远省份者，称节度使。 古代监察制度的黄金时代，当属宋朝。宋代官制大体延续唐代，在监察方面，值得一提的是宋代经济审计工作较唐代有进一步发展。三司（指盐铁、度支、户部）主管经济事务，是北宋最高财政机构，号称“计省”，取代了尚书省诸多职务，是中央到地方的垂直系统。每司都对应设置有“勾院”，是对各司进行经济审计专门机构。如果说唐代的经济审计工作还是在每一机构内部由副职官员分管的话，宋代则建立起了独立审计机构。 对于地方势力的监察力度也逐步加强。唐代的“道”是朝廷定期或不定期派遣的单一监察体制，而宋代“路”级监察不仅有了固定机构，而且由转运司、提点刑狱司、提举常平司等多部构成。严密的监察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官僚腐化、地方分裂的趋势，但是又束缚了地方自主性。有宋之弱，不是因为兵不多、将不广，或财税不丰，而是因为各级各部门受到体制性束缚；对外则表现为不能御敌于国门之外。 君权制约方面，宋代不少君主对贞观之治中的做法全面继承，并且在两宋具有连续性和习惯性。宋太宗建立起比唐代更为分工明确的专职封驳机构，规定所有君主的一切诏书都要经过“通进、印台、封驳司”审核。 宋皇祐二年（1050年），仁宗擢升张尧佐为三司使，舆情大哗；知谏院诸员联合上书，弹劾张尧佐：“乃凡庸之人，只因宠私，骤居要职。”张尧佐何许人？《宋史》载：温成皇后之伯父，举进士。任地方推官时，辖内有道士与商人夜饮，商人暴卒，道士逃，为巡逻者获，牵连百余人。尧佐复审，明其冤。后知诸县，因地少人多，田讼频繁，张尧佐为正其疆界，制订条款，教育百姓。张尧佐出身寒士，早年考取进士，处世谨慎，熟悉法律。但毫无疑问，他的被重用与其外戚身份直接相关。 在台谏系统与君主经过数月博弈之后，仁宗最终罢免了张尧佐的三司使之职，但改授他为宣徽南院使、淮康节度使、景灵宫使、郡牧制置使四要职。群臣不作任何让步，再次谏仁宗。包拯越阶趋前，责仁宗重用张尧佐是“失道败德”，言辞激愤，以致唾沫溅到仁宗脸上。是年，宋仁宗迫于压力与宰相文彦博将决定公布于众：免除张尧佐宣徽南院使和景灵宫使两职，同时规定外戚不得任宰相、参知政事、枢密使等要职。 但到第二年八月，宋仁宗又改任张尧佐为宣徽南院使，兼任河阳三镇节度使。御史中丞王举正立即上书，宣称如仁宗固执己见，将辞职。殿中侍御史李兑，及知谏院官员相继上书“必赐施行”，一个“必”字，迫使宗仁宗最终下诏：“自今张尧佐别有迁改。” 宋代是古代监察制度的黄金时期，虽在南宋后期成为宰相扩张权力的工具，但总体而言，它对监察臣权、平衡君权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此后历朝历代却更多继承了宋代监察制度的弊端，更加倾向于君主专制，对君权的制约因素逐步消失殆尽。 值得注意的是，在所有大一统王朝中，宋代“内廷”力量是最为衰弱的，也就是说，在正常官僚体制之外，没有出现强大的皇权衍生势力。 明清两代官制，由于剔出了宰相这一唯一有可能“相对有力”地制约君权的机构，虽然监察名目繁多，以致叠床架屋，但实际上只是在“用一个官员制约另一个官员”，“用一派官员制约另一派官员”，本质上已经沦为“人盯人”最低端的监察方式。至明代，开国君主虽无学养，却尤为重视历代兴亡经验。表面上看，明太祖和继承者都极力恢复唐宋官制，以示正统，实际上却是弃其精华，扬其糟粕。 废除丞相之后，随着君主专制的加强，内部监察制度更加严密、机构更加繁复，而独立性更加削弱，明太祖改御史台为都察院，以“纠劾百官，辩明冤枉，提督各道，为天子耳目风纪之司”，成为全国最高监察机关，从而完成台谏合一，一般都察御史之上又增设总督和巡抚总揽地方监督；都察院外又设监督六部活动的六科给事中。甚至在此之外又设厂卫制度，是为君权完全控制下的特务监察机构，共同构成一张明暗结合的多维监察网。 在历史上，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是反腐败手腕最狠的一个皇帝。登上大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