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程序中行政相对人的程序性权利.doc

行政程序中行政相对人的程序性权利（权力义务、权利义务） 陈婷 行政相对人：指作为行政行为对象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以及其权益受行政行为影响的利害关系人。 传统行政法与现代行政法相比存在着显著的差别，即前者以管理为理念，以追求行政效率为目标，属于管理法；后者以控权为理念，以兼顾保障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与提高行政效率为目标，属于控权法。现代行政法的控权模式是多元的，不仅包含严格规则主义和事后救济，更突出了事中程序的控权功能。通过程序来控制权力，实现对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保护，是现代法治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而发挥行政程序控制行政权的关键就在于切实保障行政相对人程序性权利，并且通过行政权人程序性权利的行使最终实现对行政相对人实体性权利的保护。我国《依法行政纲要》首次规定程序正当原则，也表明了加大对行政相对人程序性权利研究是潮流趋势。 一、实体权利与程序权利 实体性权利是静态意义上的权利，即人们对某种实体利益所具有的受法律保护的资格和权能。它反应的是权利的目的或结果要素，它表明的是主体对于社会中资源的合法拥有状态以及与其他主体的相互关系。程序性权利可以从工具价值和过程价值来理解。工具价值的程序性权利是主体为了行使、主张或保障其实体权利而必须具有的做一定行为的能力。这里的程序性权利具有工具主义色彩，即实体性权利是目的，程序权利是手段。过程价值的程序性权利包括参与、个人尊严、理性、程序和平等价值。程序参与者基于法律程序所具有的“过程价值”，并不直接地对某种实体结果拥有权利，但却可以也应该被赋予相应的程序性权利。 有学者认为实体性权利与程序性权利的关系为：实体性权利派生出相应的程序性权利；程序性权利服务于一定的实体性权利；程序性权利制约实体性权利；程序性权利的行使可以产生实体性权利。 因此，事实上，程序性权利和实体性权利的划分是相对的。由于“在实体法与程序之间不可能截然地划出一条线”，因而也不可能对实体性权利与程序性权利作截然地划分。所以，我国行政程序立法应注意程序性权利与实体行权利的关系，妥善规定行政相对人应有的程序性权利。（行政程序立法时应注意不仅要对实现实体性权利的程序性权利的保护，也要注意对过程价值的程序性权利进行规定） 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第54条，法院对行政主体违反法定程序的具体行政行为，应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第55条规定，人民法院判决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被告不得以同一的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具体行政行为基本相同的具体行政行为；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条规定，人民法院以违反法定程序为由，判决撤销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不受此限制。这样如果行政主体实体上没有违法,行政行为被撤销后行政主体依照合法程序又可作出实体相同的行政行为,得出同样的结果,我认为行政相对人并没有从实体上达到诉讼的目的，也挫伤了行政相对人通过司法途径维护自身程序权利的积极性。 当然认为法律、法规规定的执法过程即为法定程序,行政机关必须遵循,违反了即导致执法机关行为无效。从严格法治的角度讲,行政行为违反法定程序即使对相对人的实体权利不发生损害或对相对人的实体权利产生很小影响,也应当撤销。这种状况的改变也有赖于公民权利意识的提高。近年来我国公民的权利意识有所增强，但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还很薄弱，这也和中国的历史传统有关系。中国古代权利和权利思想极不发达，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政治制度，从根本上排除了民众参与国家政治生活。人们只知道犯罪和刑罚，自身没有、不可能有维护自己的权益的意识；官本位和人治的传统形成民众缺乏法律意识的状况；两千多年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封建专制和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塑造了中国人以义务为本位的价值观。只有在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来，随着社会主义法制的建设进程，我国全体社会成员才开始形成和逐渐提高法律意识和权利意识。从“屈死不告状”，到为主张权利去打“一分钱、五分钱、一元钱”官司；从“亲吻权”、“男人生育权”的诉讼，到“阳光权”、“环境审美权”的要求，都反映了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有些程序性权利确实是行政相对人争取而来的，“乔占祥诉铁道部”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2001年4月9日，河北三和时代律师事务所律师乔占祥状告铁道部，以《关于2001年春运期间部分旅客列车实行票价上浮的通知》侵害其合法权益提起行政诉讼。一个主要理由就是程序违法，在作出《上浮通知》无论是铁道部还是有关的审批机关，都没有举行过听证。一审法院以主持听证会不属于被告铁道的法定职责为由驳回了乔占祥的诉讼请求，二审法院以“国家尚未建立和制定规范的价格听证制度”为由，维持了一审判决。虽然最终败诉，但国家计委对于2002年春节火车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