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犯矫正项目设计.doc

综合范式下未成年犯的项目矫正初设 吕晗 摘要：综合范式是西方各国的重新预防犯罪政策走向“兼容并蓄”的表现，在此范式下推行的矫正项目有效性较以往有较大的提高。在此背景下，我国未成年犯的矫正项目设计也应该在综合范式的指导下进行，并引入循证概念，朝精细化、科学化的方向发展。 关键字：未成年犯 循证 矫正项目 综合范式背景下的项目矫正Paradigm）的概念和理论是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Tomas Kunn 在《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1962) 中所提出的。范式是指常规科学所赖以运作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是从事某一科学的研究者群体所共同遵从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由于“范式”可以概括人类在某一领域内的思维类型，因而被各界广为接受，用以分析思维与理论的差异、突破等。 矫正中的综合范式是指同时体现威慑范式、矫正范式、重返社会范式与剥夺范式的行为方法。回顾矫正发展史，我们发现，每一种矫正政策背后，都有特定的思维范式：罪犯改造范式、罪犯矫正的思维范式是“矫正范式”，刑罚公正政策是“威慑范式”，社区矫正、罪犯教育、罪犯培训政策是“重返社会帮助范式”，危险管理政策是“剥夺范式”。例如在西方的实践中，美国一些州推行的“结构性量刑”（Structured Sentencing）政策就是一方面吸收剥夺范式下的政策，对暴力犯罪、累犯、犯罪严重者实施监禁；又在另一方面对犯轻罪者实施重返社会范式的各种政策。可以看出，这种综合范式与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具有一致性，且有利于相应的矫正政策在我国矫正领域进行移植与创新。在此背景下，我国对未成年犯进行矫正项目既应该照顾既有的罪犯改造模式，并结合世界先进矫正范式，并考虑未成年犯所具有的独特的生理特点进行设立。 二、矫正项目设立的原则 实践证明，好的矫正项目对降低未成年犯的重新犯罪率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在剖析未成年犯微小过错与偏差行为的累积过程之后，我们不难看出：在认知特征方面，未成年犯正处于一个生理、心理发育不成熟的阶段。与成年人相比，个体思维对外界事物进行信息加工的能力较差，自我认知和自我控制能力较低，其犯罪往往容易受外界因素的怂恿、诱导；其次，再情感特征方面，未成年犯敏感、易冲动，承受能力、自我调节能力差，往往由于情绪激动、义气用事而出现行为偏差，走上违法犯罪道路；最后，在动机特征方面，未成年犯的犯罪具有偶发性，激情犯罪偏多，往往出于一时的贪利、嫉妒、报复和逞强而实施犯罪，并不像成年人犯罪有具体的动机和实施计划。因此，在设立未成年犯的矫正项目时，要首先考虑未成年犯特殊的生理特征，使其区别于作用在成年犯群的矫正项目。 （二）可操作性原则 任何一个矫正项目都应该是可以被接受一定培训的人运用于服刑人员矫正的。与传统的非结构的服刑人员矫正方法相比（如劝说、引导、个别谈话等等），矫正项目的设计与使用，大大降低了服刑人员矫正方法的人身依赖性。传统的非结构性矫正方法，会因矫正者经验、能力、性格、个人魅力等的不同，矫正效果也将不同。也就是说，传统的非结构性矫正，是建立在矫正者个人因素之上的，不容易被其他矫正者复制，而矫正项目的设立应该避免这种因矫正者个人因素对矫正效果的影响。 （三）模块化与结构性原则 矫正项目是矫正内容、矫正量与矫正程序的完整复合体。每一个矫正项目既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相互间配合，共同构成模块化的矫正项目类型。例如：认知行为矫正类项目、重返社会帮助类项目、劳动技能培训类项目、戒毒类项目、暴力类防治项目、性犯罪项目，这些矫正项目既可以单独作用于有相应矫正需求的罪犯，也可以选取几类与预防其重新犯罪相关因素较大的矫正项目结合使用。结构性是指各个类型的矫正项目需要按照项目设计者设计的程式开展，矫正过程不应添加矫正者个人的认知和情感，在并建立相应的效果评估制度，使整个项目在设计者的设计结构下运行。 （四）循证性原则 循证（Evidence Based）是临床医学领域重视科学研究证据的思潮向人文社科领域的延伸，循证矫正要求以证据为基础，对服刑人员推行有好的矫正效果并存在证据支持的矫正项目。循证项目之所以要接受循证，其重要原因是矫正项目并非当然有效。从20世纪70年代马丁逊发布矫治效果在控制累犯方面不理想的报告开始，美国学者扎耶克，加拿大学者邦塔都通过循证认为：一些非结构的谈话矫治模式、传统精神分析法矫正模式、医学模式等都是低效的。所以，为了提高矫正项目的有效性，就需要用循证的方法将有效的矫正项目筛选出来，即建立矫正项目认证与评估制度，在矫正项目设计之初论证方法的有效性；在矫正项目认证之时评估试运行效果；在矫正项目评估之时寻求对矫正项目的修正与完善。 （五）对象性原则 矫正项目是指向每一个具体服刑人员的，由于每一个服刑人员的犯罪原因、认知能力、矫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