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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与传统文化7 对巫官文化的覆盖 史官文化特征的又一次变革，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经过 这次变革，史官不仅在自身的文化因缘上割断了与巫官的联系 ①司马迁在《史记》中就多处提到古代流传下来的“传”，如《伯夷列 传》：“余悲伯夷之意，睹轶诗而可异焉，其传曰??”这里所谓的 “其传”，应该是指流传下来的关于伯夷的传记。因此，传记的源头， 显然不是由《史记》开之，而是远在《史记》之前就已有之。 第 37 页 之纽带，而且还实现了对巫官文化的覆盖和替代。至此，产生 于原始时期的巫官，开始退出主流文化的舞台，由他们在漫长 的历史岁月里所积累起来的以“天”、“帝”和“神”为主体 的巫官文化，在史官文化的涤荡下，终于走向了落寞和湮没。 史官文化特征的这次变革，是以史官记录的道德化转向为 契机的。前已指出，对宗庙祭祀和外交聘盟等活动予以文字记 录，是西周史官的职责之一。但是，他们的有关记录是否都具 有后世史学著作中的那种“惩恶劝善”的道德目的呢？前引 《秦本纪》史记中的“民多化者”一句，似乎肯定了这一点。 不过，如果我们稍加分析，就会得出否定的结论。因为，《秦 本纪》中的“民多化者”一句，显然是后来的史官对保存公元 前年以来有关秦国历史记载的价值之肯定，而不是秦国早 期史官对自己工作的社会效果（道德训化）之基本期望。否 则，“初有史以记事”的秦国最早史官，怎么会预料到发生在 这之后的“民多化者”这一社会效应呢？对西周史官记录的这 种道德化解释，如同后人诠释《诗经》一样，逐渐掩饰了它们 最初的功能。事实上，从《周礼春官宗伯》的有关记载来 看，西周时期史官的有关记录，只具有宗教性的仪礼特征，而 没有任何道德说教的倾向或意图。 对史官文化的道德化解释，并以此来取代其原先的宗庙祭 祀的仪礼特征，开始于春秋时代。《国语楚语下》所记载的 申叔时的一段言论，很能说明这一问题：“（楚庄王）问于申 叔时，叔时曰：‘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抑恶焉，以戒劝 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德而废幽昏焉，以休其动；教之 第 38 页 《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 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 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 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典训》，使知族类， 行比义焉。，申叔时的这番言论，是针对楚庄王培养太子问题 的提问而发的。在申叔时看来，除了《诗》、《礼》和《乐》 具有“导广显德”的教化作用之外，出于史官之手的《春秋》、 《世》、《令》、《语》、《故志》和《典训》等，也都具有“耸 善而抑恶”、“昭明德”和“明其德”的垂训功能。从现有的 材料来看，申叔时的这番言论，也是对史官文化最早、最系统 的道德化解释。 在申叔时之后，对周代史官文化进行道德化解释，并予以 彻底改造的是孔子。据《论语雍也》记载，孔子曾对当时的 史官文化发表过这样的议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 质彬彬，然后君子。”对于这句话中的“史”字，历代注释者 均把它释为历史记载。其实，这里的“史”字，如果训为史官 之史，则更为妥帖。因为史官是宗庙祭祀和丧葬仪式的主持 者，他们为祭祀和丧葬而准备的文字，自然多媚神、媚鬼之 词，总难免华而不实，故而是“文胜质” 。孔子晚年时又说： “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之史。” 因此他强调：“吾与史巫同涂而殊归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 详见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年版，第 页。 第 39 页 ， 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也就是说，孔子之所以与史巫殊 归，根本的原因乃在于巫者赞而不知数，史者知数不达德，只 有孔子本人则既知于数，又达于德。正因为孔子对先前的史官 文化持有这种态度，故而他在删订鲁国的编年史著作《春秋》 时，曾给自己立下这样一条原则：“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诸 行事之深切著明者。” 里，“空言”与“行事”是一对相反 相成的概念，前者指抽象的理论原则，后者则是指具体的历史 事实。由此看来，孔子在删订《春秋》的过程中，删除的主要 是鲁太史记录（即鲁《春秋》）中的那些“文胜质”的成分， 而保存的则“鲁史记”中的有关具体“行事”。 当然，孔子对鲁国太史记录的改造，不仅表现在对其有关 文字的去取上，而且还反映在他对这些记录的道德化解释之 中。据《孟子滕文公下》分析：“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 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 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同书《离娄下》亦云：“孟 子曰：‘王者之迹息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 ??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 取之矣。，这里所谓的“义”，既可以指“微言大义”，也可以 指《春秋》一书中所包含的道德评判。所以，司马迁在《史 记孔子世家》中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