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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隐士作家的自由价值观 宋代隐士作家的自由价值观 　　隐士是士之不仕者，虽然只是少数，却能代表人类对自由独立的生存理想的追求。 　　自由是个智慧含量较高的概念。在人与环境的关系中，人类行动的绝对自由并不存在。庄子《逍遥游》中象征自由理想的鲲鹏也须御风而飞。如果“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自由之飞就不能实现。有凭借就意味着有限制，就不能说绝对自由。但是，从精神体验的意义上说，自由在人类的生存活动中随时都可能获得。自由并不体现在人生的目的中，因为永远也没有终极的、绝对的自由。自由是人类生存的关系形态，是历史的、具体的、多方面的。比如政治的、法律的、经济的、婚姻的、思想的、文化的、等等。而哲学意义上的自由，通常是指人在自然、社会的种种关系中认识和把握必然，适应或改变必然的意志自主的方式和程度。 　　做为文明理想的自由，并不是动物式的蒙昧无知的随心所欲，而是理智状态下的心志自主，是在所处关系中最高程度的自觉适应。 　　斯宾诺莎认为万物都是必然的，他在其代表作《伦理学》中提出“自由只是对必然性的认识和遵循”，他称这种“认识和遵循”为“自决”，进而提出“我们有几分自决，便有几分自由”的命题。康德也曾有过这种自由之论：“再没有任何事情会比人的行为要服从他人的意志更可怕了”[2]。 　　自由就是意志自主。这是人类永远的追求。本文以此为逻辑起点，研究宋代隐士的自由价值观，看他们是如何看待自由与不自由的？自由对他们有何价值？他们是如何选择并利用自由去创造文化的？这一切于当代和未来的文化有何意义？ 　　一、宋代隐士对前代不自由观的扬弃 　　人类的不自由是社会性的，存在于个体人生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是历史性的，存在于个体生命和人类社会的始终。古代隐士最欲挣脱的，乃是仕途和君权对士人的束缚。 　　庄子是中国古代自由士人的一个典型，他把仕途和君权的约束称为“羁”[3]，其内涵大约有：第一、君对臣的役使：“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4]。第二、君对臣的杀戮：“昔者龙逢斩、比干剖、苌弘胣、子胥靡，故四子之贤，身不免乎戮”[5]。第三、名利权势对心的奴役：“以富为是者，不能让禄；以显为是者，不能让名；亲权者，不能与人柄，操之则栗，舍之则悲……是天之戮民也”[6]。 　　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列举自由人对世俗“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 　　卧喜晚起，而当关呼之不置，一不堪也；抱琴行吟，弋钓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动，二不堪也；危坐一时，痹不得摇，性复多虱，杷搔无已，而当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素不便书，又不喜作书，而人间多事，堆案盈机，不相酬答，则犯教伤义，欲自勉强，则不能久，四不堪也；不喜吊丧，而人道以此为重，已为未见恕者所怨，至欲见中伤者，虽瞿然自责，然性不可化，欲降心顺俗，则诡故不情，亦终不能获无咎无誉如此，五不堪也；不喜俗人，而当与之共事，或宾客盈坐，鸣声聒耳，嚣尘臭处，千变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不耐烦，而官事鞅掌，万机缠其心，世故烦其虑，七不堪也。又每非汤武而薄周孔，在人间不止此事，会显，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此甚不可二也。 　　这九条皆自由人难以忍受者，虽不全出于仕途，但主要是针对仕途而发。 　　陶渊明把仕途比作尘网、鸟笼、鱼池、樊笼[7]。从他的《感世不遇赋》、《闲情赋》和《归去来兮辞并序》中约略可知他对人在仕途之不自由的厌烦主要有三：一是没有“葆真”的自由。在他看来，社会已经“真风告逝，大伪斯兴”。二是没有实现意愿的自由。《闲情赋》之十愿皆不得尝，可谓“无路之不涩”。三是“心为形役”。仕途凶险，“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人在仕途既不能任性适情地生活，又要身不由己地做违心的事，比如“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8]之类。 　　以上三人的体会基本可以代表古代隐士的仕途不自由观，要言之：生死不由自主；自由意志难以实现；思想和言论受限制；个体人格不能独立自守；少了闲暇，多了忙碌。 　　但还有一条他们没谈到，那就是通往仕途之路首先就不自由。自汉代设科考，唐代形成科举制度以来，读书人的第一不自由便是为应举而读书。这是一个漫长的约束过程，多数人或许并不觉得不自由，但对于一些生性疏淡放纵的自由文人来说，这样的读书生涯却是难以忍受的。比如天才的自由人李白，就不愿受这种约束。宋代隐士中许多人都是终生不事举业的。 　　宋代隐士借鉴庄子的自由精神做为隐居不仕的基本理念；借鉴其相对论思维以坦然看待贫富贵贱、荣辱穷达等许多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取其快意原则以乐观地生活，而不取其弃圣绝知、返归朴野、形同槁木、心如死灰等过于极端的观念或态度。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以文化活动充实其隐逸生活，充实自由心灵，从而使生命价值文明化。 　　嵇康过于愤世嫉俗，思想和言论过于激烈，不知自我保护，招来杀身之祸。这也是宋代隐士所不取的。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