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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培恒：文学的人性解企业培训放 2011年6月7日，章培恒先生（1934-2011）逝世。 　　我早就听说章培恒先生有“古风”。在复旦大学见了贾植芳先生之后，我就特别想见章先生。章培恒虽是贾植芳的学生辈，近年身体却不大好，2007年7月3日我由吴中杰先生引见，赴章先生家访问时，他刚刚出院。我们谈话时，他只能斜躺，双脚平靠在小凳上，从容地回答问题。家中准备了丰盛的水果茶点招待，谈话过程中，小狗多次来凑热闹，章先生“劝说”无效时，只好请同座的吴中杰先生递过水果，边喂小狗边谈话。 　　吴中杰先生说，章先生谈起自己的病很通达，但在养病方面，却并不通达。有一次星期天下午3点钟，吴先生到章先生的办公室拜访他，章先生说：“对不起，我还没有吃中饭，我一边吃一边聊天吧。”吃的是面包夹奶酪，没有小菜。吴先生说：“你这么干，不要命啦？”据说，章培恒早年豪饮，最得意的是三胜以善饮闻名的何满子，病后却滴酒不沾。 　　十五岁的地下党员 　　章培恒生于绍兴，抗战期间在上海读书。回忆早年读书生活，章培恒对当时日本人要求中国学生读经的事情印象深刻，非常反感。 　　1949年5月，15岁的中学生章培恒做了中共地下党员。 　　章培恒回忆：“每年到了冬天，在马路上冻死了不少人，当时没有电视，但是有收音机，收音机里都有慈善机关做广告，希望大家捐钱、捐寒衣，捐去的钱有一部分就是用来买棺材。当时就买那种很差的棺材，把那些人埋掉。所以这种民生的困苦，再加上大家对民主自由的要求得不到满足，到了上海解放前，大部分的学生都对国民党政府很反感。” 　　章培恒原来所学甚杂，转了不少专业，后来全国院系调整时进入复旦大学。在复旦大学中文系，朱东润和贾植芳在学术上对章培恒影响颇深。1954年，章培恒毕业留校，后来曾任蒋天枢的助教。蒋天枢是陈寅恪的学生，要求扎扎实实地做学问，给章培恒订了四年读书计划，也具体指导他扩大知识面，继承王国维、陈寅恪那种学术上的探索。 　　章培恒认为：“陈寅恪先生的许多考证都带有新的史学观点，比如他对唐太宗、魏徵等人的研究，不是讲唐太宗政治如何英明，魏徵作为臣子如何了不起，他所说的是魏徵是唐太宗当时需要拉拢的政治集团的头领，唐太宗为了通过魏徵来拉拢这个集团，所以要对魏徵很优待，很看重。但是后来唐太宗的统治稳定了，这个集团用不着通过魏徵来拉拢了，所以关系就慢慢不好了。而且陈寅恪先生也说：如果魏徵死得迟的话，大概要被唐太宗杀掉。陈先生是从一种利益的角度来看政治，而不是旧的史学观点，皇帝好，再加上一帮贤臣，就把天下治理好了。” 　　受“胡风事件”牵连 　　1955年，章培恒由于“胡风事件”的牵连，成了审查对象，被定为“胡风影响分子”并开除出党后，从中文系调到图书馆工作。回顾“胡风事件”，章培恒说：“现在对胡风就看得比较清楚，当时接触的材料，比如说胡风有把刀，是蒋介石送的，刀上刻着‘不成功，便成仁’，又说他参加国民党的什么组织，这些都是作为正式材料的。当时我也没意识到这是假的材料。有一篇文章，是胡风的老同学提供的情报，‘反胡风’开始的时候就把他的老同学请回去，让他提供材料，许多莫名其妙的材料就出来了。那个老同学后来处境也不好，因为尽管提供了材料，还是跟胡风有关系。我当时看了就恍然大悟。” 　　章培恒从此不大敢研究现代文学，而埋首古代文学的研究。蒋天枢希望章培恒多念点书，蒋天枢年轻的时候写过《全谢山先生年谱》，所以章培恒也想写一本年谱的书，这便是他的成名作《洪?年谱》。 　　“文革”期间，章培恒曾被安排去协助上海写作班子的注释工作。章培恒解释：“我不是去写文章，是去搞注释，当时大概是毛主席交给上海写作班子做的东西，他们要我们去注释，这都是临时打工，譬如临时要注什么东西，就把我们叫去，注释完毕就回来，都是几天的时间，也不是住在他们那里。这个注释也很危险，因为有一次我注的一篇东西竟然给毛主席批判，这个事情弄得我很紧张，幸而不是针对我的，所以写作班子出面作检讨，事情就过去了。我们注的那些东西，后来可能是在上世纪90年代出版了。” 　　“五四精神”在萎缩 　　而对自己亲历历史的反思，章培恒说：“当年提倡读经的时候，有鲁迅一批人反对，五四的传统到1949年一直还是继续下来的。上世纪50年代开始，先是批判五四的形式主义，说五四的形式主义就是好的一切都好，坏的一切都坏，实际上也是把传统否定了；接下来批判民族虚无主义，那就是要恢复传统了；再下来批判资产阶级思想，于是五四那些资产阶级思想民主、人权都给批掉了。所以，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五四精神就是在逐渐地萎缩，‘文革’当然是全盘否定了。现在，原来传统的东西要批没有批掉，越批越热，倒是五四的精神已经批掉很多了。如果要讲到‘文革’的破坏，在这方面当然也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改革开放之后，章培恒曾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后任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