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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的工人们想要什么 瑞典的工人们想要什么 丁刚 【该文章阅读量：520次】【字号：大 中 小】 民主社会主义是眼下的一个热门词汇，讨论民主社会主义不能不提瑞典模式，提瑞典模式又不能不谈上世纪20－30年代的那场变革。我们真的要想了解民主社会主义，恐怕就必须对那段时间瑞典社会民主党的政策转型做一番深入的研究。 和许多西欧国家早期的工人运动一样，瑞典工人运动的主要目标是争取生存权。在工人们看来，要达到这一目标，首先是要有普选权，也就是国家政治生活的参与权。有了选举权，谁为工人说话，工人就可以投谁的票。 　　 在工人运动的推动下，1909年，瑞典改革了选举法，男性公民拥有了部分选举权，社民党在随后于1911年举行的选举中成为议会中的第三大党。为了适应议会制，社民党修改了党纲，增加了“人道主义”的内容，从而与自由党有了合作的可能。 　　 1917年，社民党首次与自由党联合组阁。1920年，普选制实现，社民党成为议会中的第一大党。社民党人原以为只要实现了普选，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取得组阁权，但是后来的事实表明，他们在整个20年代中始终没有在议会中获得多数党的地位。 　　 1920年，瑞典社民党还召开了党的第11次代表大会，提出了普选权实现以后的政治路线，并据此对党纲做了修改。根据党纲，党的路线是“通过阶级斗争剥夺资本主义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将生产资料置于社会的控制和掌握之中，以根据社会真实需求和扩大繁荣的社会主义计划生产来代替现有的、无计划的商品生产”。这个纲领基本上继承了先前社民党的一贯路线。 　　 可想而知，这个党纲一出台就遭到了资产阶级党派的强烈反对，但社民党人士并不担心。因为普选权实现后，在社民党人看来，他们也就有了长期执政的可能。对议会政治来说，更重要的是选票掌握在谁手里。有强大的工人运动的支持，社民党的“最后的斗争”目标看来是必定要实现了。 　　 这一年的3月，社民党领袖布兰廷成为第一个出任首相的社民党人，同时还成立了第一个由清一色社民党人组成的内阁。看来，社民党真的可以施展拳脚，大干一场了。 　　 可是，社民党的雄心壮志根本没来得及兑现，就遭遇了重大挫折。在这一年的秋季选举中，发生了两个很有意思的变化。一是投票率很低，工人们不再像当初争取普选权时那样积极；二是他们听说社民党要通过阶级斗争来实现社会化，感到有些惶恐不安。选举的结果是保守党和农民党得票最多，布兰廷内阁由一个温和的保守党政府取而代之。 　　 这次挫折之后，社民党在20年代又有过两次单独组阁的经历，但始终没有在议会中获得多数党的地位，社民党政府无法实现党纲中规定的生产资料国有化目标，他们在推动建立一些法规时，也在议会中遇到了很大阻力。 　　 这一现实使该党上上下下都感到十分困惑。经过反思，社民党的领导人认识到了两个问题，一是整个瑞典社会根本就没有为实现社会化作好准备，而社民党如何通过阶级斗争来实现社会化，如何实现社会化的管理，特别是在议会制的体制下如何实施，也没有具体的措施和政策。况且，世界上也没有成功的先例。瑞典的近邻苏联则提供了一个反面的例子，因为那样的社会化不是瑞典民众和社民党所想要的。 　　 第二个问题是工人在获得了选举权后，对社会化逐渐失去了兴趣，工人们最关心的是能否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和福利保障水平。工人们最想要的是公平的分配，而不是拥有生产资料。这与工人们已经尝到了初步的甜头也有很大关系。实际上，一些政党为了不丢失过多的工人选票，也多多少少地开始关注工人的福利和保障问题。1913年瑞典通过了养老金法，而此前也通过工伤的补偿法。 　　 社民党下一步究竟往哪里走？这个问题实际上也就同工人们到底想要什么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社民党怎样才能充分利用自己的优势，解决当时工人们最迫切希望解决的失业、贫富悬殊等诸多问题，将社会保障模式从济贫式转向全民参与、全民享有，也就成了社民党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 　　 当时的社民党领袖布兰廷指定一些学者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专门研究社会化问题。这个委员会由党内领导人之一尼尔斯·卡勒比负责。此人在思想上非常开放，他对政府权力的无限扩大很担心，认为如果用一个像保姆那样的政府，来取代一个能够让每个人都能努力发挥自己能力的社会，瑞典很快就会患上贫穷症。 　　 卡勒比认为，财产所有权是一种首要的社会准则，社会改革只能使得这种准则更加公正，而不能损害这一准则。只有通过法律，用税收的手段将资本家的一部分所有权解除，就可以平稳地实现重新分配的目标。此外，像八小时工作制、强制性工伤事故保险法等也都包含着所有权的变化。掌握了这些所有权，也就有了实现公平的可能，而先前社民党人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