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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智峰当前电视文化生态失衡与矫正 谈到电视节目创作，电视剧和电视栏目是两个主要组成部分。在人们的印象里，电视剧的文化功能尽管也有所变化，但始终是很明确的艺术作品，其外部形态也一直没发生太大的变化。但电视栏目似乎并非如此，很多流行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电视栏目已经在屏幕上消失多年，甚至就连电视栏目本身的形态、功能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对当前我国的电视文化生态产生了哪些影响？记者就此采访了著名媒体研究专家、中国传媒大学教授、《现代传播》主编胡智锋。 记者：以现在火爆的征婚交友类节目为例，上世纪80年代的同类节目确实在给男女青年牵线搭桥，承担着一定的社会功能。而今天的《非诚勿扰》却没有承担这样的功能，制作者、嘉宾、参与者所追求的更多是煽情的对白、火爆的场面。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化？ 胡智锋：这种情况确实体现了电视栏目这二三十年来从实用功能向娱乐功能的转换趋势。当前的电视栏目正处于一个娱乐化的整体潮流之中，即使是那些实用类的节目也不可能完全离开娱乐元素，这类元素的加入可以让它受到更多的关注。至于现在的婚恋交友栏目，尽管是娱乐节目，但它也在满足人们的实际需要，在给青年男女牵线搭桥方面还是有一定的群众基础的，没有做到这一点，它就和一般的娱乐节目没有区别了。要看到，这个时代确实出现了所谓剩男剩女的社会问题。对于他们，即使不能通过电视节目找到另一半，没有通过这样的节目解决现实的困境，但至少能通过这样的栏目产生情感上的共鸣。这是这类节目生存并受到关注的社会基础。至于对它的社会功能的要求，我们要看到，它并非是现实中的婚介所，婚介所是专业的、实用的，是牵线搭桥的社会职能真正的承担者。但是，有的人未必接受婚介所的形式，而在今天的婚介类电视栏目中，人们可以获得更多的信息，还能够获得展示自我的机会，所以它是两种功能的结合，它能够出现是合乎社会需要的。 如果从媒体发展的角度来看《非诚勿扰》的出现，我们会发现，电视媒体要发展，就要不断创新，不断去探寻适合中国特色的节目，而电视节目要找到创新的空间，就需要找到社会的实际需要。比如《非诚勿扰》，如果我们去了解一下其受众就会发现，这个节目大龄青年在关注，他们的父母也在关注，甚至全国范围的适龄者也在关注，就连很多不在这个年龄段的过来人也关注，很少有电视栏目有这么大的关注面，我觉得它对社会需要的满足是它受关注的最根本原因。以往电视节目的创新更多是形式的创新，或者是由制作者自身的喜好产生的创新动力，而这档节目首先把准社会需要，把社会需要转换为媒介资源。从电视内容生产的角度来看，这改变了近年来电视媒体在新媒体冲击下的萎靡状态，尤其是《超级女声》后电视节目找不到自身增长点的状态。更重要的是，它提示我们，新媒体的出现，给传统的电视媒体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和挑战，在这种情况下，电视节目就必须找到新的形式，来和实际的社会需要对接。 当然，因为这些节目上得太快，也让我们感觉到了一些问题，就是有的节目尤其是现场直播的节目在把关上不严，为了追求收视率，出现了剑走偏锋的情况，如嘉宾的一些关于婚姻观、价值观的言论，的确是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体现。这虽然不是媒体的观点，但媒体在把关中不是很严，才让屏幕上出现了和主流价值观不符的庸俗倾向，甚至有的地方还有低俗之处。对此广电总局很及时地采取了措施，整顿了这类节目。现在来看，这次整顿清理的效果比较好，没有让其中的负面因素造成更大的社会危害。但这还是应当引起媒体对于媒体责任、媒体伦理的警觉和反思。 记者：上个世纪的很多电视文艺作品，如电视剧《渴望》《便衣警察》、电视栏目《动物世界》、电视片《话说长江》，在一定程度上还担负了提升大众文化品位的职能。而今天的电视节目，很难找到它们承担社会职能的痕迹，商品的色彩似乎已经掩盖了它们的公共职能，应如何看待电视节目这种角色的转变？ 胡智锋：中国的电视节目在上世纪80年代，其定位更多是倾向于宣传品，后来变成了以创作为主导，这个时期我们在屏幕上看到的电视节目，就可以说是电视艺术作品。90年代后，为迎合市场需要，电视节目也由作品变成了电视文化产业的产品。由此可见，在面对观众时，电视节目的视点是不断下移的。在宣传品时代，它满足的是政府的要求，意识形态的要求，去弘扬主流的价值观；在作品时代，它满足的是创作者个人的需要，就是通过一个电视节目，创作者拿出艺术积累去创作，去传播；在产品时代，电视节目更多是考虑如何实现对市场、观众的满足。从宣传品、作品到产品，媒体内容的变化体现了时代总体变迁的趋势。 记者：媒体人常说的一句话是：观众是上帝。但是，现在观众选择的余地并不太多，如果把打开电视看做在超市中购物，那么，可选的商品几乎都是娱乐性的内容，但观众也在向往审美，向往更高层次的电视文化产品。应当如何看待这种情况？ 胡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