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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猜想和反驳 周煦良、周昌忠 译 特恩布尔先生预言了种种不幸的后果，……又在竭尽所能以证实他的预见。 ——安东尼·特罗洛普 一 当我收到这门课的参加者名单并得知我是被邀请来向我的哲学同事们讲学时，经过一番蜘躇和商议，就想到你们或许赞成我谈谈那些使我最感兴趣的问题和我最为熟悉的发展。因此我决定做一件我从来没有做过的事：向你们报告我从一九一九年秋季以来在科学哲学方面的工作；那是我第一次开始抓住这个问题：“一种理论什么时候才可以称为科学的？”或者“一种理论的科学性质或者科学地位有没有一个标准？” 当时使我操心的问题既不是“一种理论什么时候才是真的？”也不是“一种理论什么时候才是可以接受的？”我的问题不是这样。我想要区别科学和伪科学！虽然很清楚科学时常弄错，而伪科学可以碰巧触及真理。 当然，对我这个问题的最公认的回答，我是知道的：科学不同于伪科学或者形而上学的地方，是它的经验方法；这主要就是归纳方法，是从观察或实验出发的。但这并不使我满意。相反，我时常把我的问题表述为区别真正的经验方法和非经受方法甚至伪经验方法的问题——也就是说，有一种方法虽则诉诸观察和实验，但仍旧达不到科学的标准。后一种方法可以占星术为例，因为占星术拥有根据观察、算命天宫图和传记所积累的大量经验证据。 但是使我提出这个问题的并不是占星术的例子，我也许还是简单叙述一下我的问题产生时的气氛和刺激它产生的那些例证为喻。在奥地利帝国崩溃之后，奥国发生了一次革命：当时的气氛充斥着革命的口号和观念，以及新的而且往往疯狂的理论。在那些使我感觉兴趣的理论中，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无疑最为重要。另外还有三个，即马克思的历史学说，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和阿德勒的“个人心理学”。 关于这些学说，当时有不少流行的奇谈怪论，特别是关于相对论（一如今天还听到的），所幸的是那些向我介绍相对论的人都很不错。我所属的一小群学生，全部对爱丁顿在一九一九年第一次证实爱因斯坦引力理论的日食观测结果感到惊喜，这是首要的确证。这对我们说来是难得的经验，而且对我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持久影响。 我提到的另外三种理论在当时的学生中间也广泛被人讨论着。我自己碰巧和阿德勒有过个人接触，甚至在他的社会工作中和他合作过，因为他那时正在维也纳的工人区建立向社会开放的指导诊所，在青少年中间开展社会工作。 一九一九年夏天我开始对这三种理论愈来愈感到不满——即对马克思的历史学说、精神分析学和个人心理学；我对它们自称的科学地位也开始怀疑，我的问题开头大约是这样的简单形式：“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学和个人心理学的毛病在哪里？为什么它们同物理学理论、牛顿理论特别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这么不一样？ 为了使这种不同更加明显，我将解释说，当时我们里面很少有人会说我们相信爱因斯坦的引力论是真理。这表明，当时我不放心的并不是因为我怀疑另外那三种学说不是真理，而是另外一些理由。然而也不是由于我仅仅觉得理论物理学比社会学或心理学类型的学说更加精确。因此，使我不放心的既不是真理的问题，至少不是那个时期的真理问题，也不是精确性或可测量性问题。毋宁说，我觉得这另外三种学说虽则装作是科学，事实上却象原始神话而不象科学；它们更象占星术而不象天文学。 我发现，我的朋友中赞赏马克思、弗洛伊德和阿德勒的人，对这些理论的许多共同点，尤其是它们明显的解释力，具有深刻印象。这些理论看来实际上能够解释它们所涉及领域中所发生的一切。研究其中任何一种，似乎都会产生一种理智上的皈依或启示，让你们看到尚未入门的人所看不到的新真理。一旦你们这样打开了眼界，便会看到确证事例无所不在：世界充满了对这一理论的证实。发生的每事每物总是在确证它。因此，它的真理性看来昭然若揭；凡是不相信的人显然都不想看到明显的真理；他们之所以拒绝，或者是因为它违反他们的阶级利益，或者因为他们所受压抑还“未经分析”，亟待治疗。 我以为，这个情境中最有特征的因素就是不绝的确证和观察（它们“证实”这些理论）之流，它们的追随者都始终强调这一点。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打开一张报纸，必定会在每一版上都看到确证他对历史的解释的证据；不仅在新闻中，而且还会在版面安排上发现这一点——这暴露了报纸的阶级偏见——当然还特别在报纸所没有说出的弦外之音中发现。弗洛伊德分析家强调，他们的理论总是为他们的“临床观察”所证实。至于阿德勒，我由于个人经验而对他印象深刻。一九一九年有一次我向他报告一个病例，我觉得似乎并不具体符合于阿德勒学说，可是他却感到不难用他的自卑感理论来加以分析，虽然他甚至没有见过这个孩子。我略感吃惊，问他怎么会这样有把握。他回答说：“因为我有上千次的经验”；因此我不得不说：“我料想，由于这个新病例，你现在有了一千零一次经验。” 我在想，他以前的观察可能并不比这个新的观察更可靠；可是每个观察都用“以前的经验”加以解释，同时本身又成了追加的确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