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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铭铭：小地方与大社会——中国社会的社区观察 2006-11-12 14:51:36 作者：王铭铭 来源：《社会学研究》 本文描述了社区研究在中国引进与发展的历史。尤其是50 年代以后关于“小型社群的实地考察不足以代表中国的大社会”这种对社区研究的批评意见,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并力图从新的角度对汉人社区进行研究。实际上,社区研究的发展已经证明了自身的重要价值。然而,小地方的研究与对大社会的理解,二者间的关系仍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与探讨。 　　以社区为视角观察中国社会,曾经被早期社会人类学的中国学派当做方法论的立业之基。1935年,吴文藻先生曾说:“‘社区’一词是英文community的译名。这是和‘社会’相对而称的。我所要提出的新观点,即是从社区着眼,来观察社会,了解社会……社会是描写集合生活的抽象概念,是一切复杂的社会关系全部体系之总称。而社区乃是一地人民实际生活的具体表词,它有物质的基础,是可以观察的。”（注1） 　　50 年代以后,社区研究法被欧美汉学人类学界引以为方法论反思的对象。首先,一些学者对社区研究法提出批评,认为这种小型社群的实地考察不足以代表中国的大社会;之后,一大批从事中国社会具体研究的人类学者又以新的角度对汉人社区进行不同的论述。他们所力图回答的主要问题是:小地方的研究与大社会的理解之间到底有何关系? 这个问题的提出,对于汉学人类学的发展至关重要。对研究中国的人类学者来说,一如吴文藻先生所言,社区无疑是田野调查的可观察单位,但是这种单位的“代表性”(representativeness) 如何? 怎样可以通过这种“简单的小单位透视“复杂的”中国社会? 则是他们历来无法回避并贯穿于本世纪汉学人类学( sinological anthropology) （注2） 史的大问题。 　　社会整体观的兴起 　　本世纪20 至40 年代,研究中国社会的人类学者在功能主义的影响下,经历了一个方法论的革新时代,这个革新时代与“社区”概念的出现关系十分密切。在功能主义的社会文化理论提出来的本世纪20 年代以前,人类学者沉浸于远古的历史之中。19世纪后期,欧美人类学者在受进化论的制约,广泛地收集第二手的人文类型素材,依据传教士和冒险家所写的没有被证实的游记,“猜测性地”构造宏观的世界文明史。20 世纪初期,在德国文化传播论和美国历史具体论的相继出现,在表面上对进化论提出一个理论挑战,而在方法论上仍然没有摆脱旧有宏观人类历史的影响,保留对宏观的抽象历史的过分强调。直到20 世纪,功能主义理论出现后,人类学的方法论才开始从宏观人类历史中分化出来,进入实地研究与社会理论化的时代。 　　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 被公认为是这一人类学方法转变的首倡者之一,他对以前的理论提出了全面的方法论批判。他说:“在我看来,它们(进化论、文化传播论以及历史具体论) 抑或在进化的阶段问题上绕圈子,抑或在这种或那种文化现象如何传播问题上索求来龙去脉……而对于界定和联想文化因素在文化事实中的运作没有赋以充分的重视。”（注3）为了克服这一方法论弱点,马林诺夫斯基强调,人类学者不应把物质文化、人类行为、信仰与理念分割开来进行分别的排列组合,而应把它们放在“文化事实”(cultural facts) 或所谓的“分立群域”(isolates) 的整体中考察,展示它们之间的互动和关系。马林诺夫斯基所讲的“文化事实”和“分立群域”,后来成为社会人类学社区研究法的基础,指的就是在一个方法论优先的整体分立社区,或“田野工作”(fieldwork) 的社会空间单位。 　　在马林诺夫斯基之前,社会人类学者如摩尔根(Morgan) 、波亚士(Boas) 以及里弗斯(Rivers) 已经开始田野作业,但当时的田野作业方法很不成熟,对大多数人类学者来说,研究的依据依然是生活在被调查社区的传教士的笔录。更重要的是,他们对田野工作地点没有加以“分立群域”的界定。马林诺夫斯基的田野作业,与以往的作法形成相当鲜明的对照。他长期生活在一个社区(特洛布里安德岛) ,与几乎所有社区成员成为熟人,对他们的活动规律和细节了解甚为深入,他的调查具有“直接观察”、重视民间生活和民间知识、亲自参与等特点。他认为通过在分立的小型社区的长期的直接参与观察,社会人类学者才可能对当地社会进行全面考察,并把当地社会的家庭、经济、法权、政治、巫术、宗教、技术等行为特质放在一个整体里加以分析,解释为什么社会形成一个难以切割的整体,避免像古典人类学家那样切割文化。 　　在这种理论思考前提下开创的社会人类学传统,十分重视对在时空上严格界定的单个社会中的人文生活的描写。马林诺夫斯基把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划分为“文化”(即由各种用具、物品、社会团体、观念、技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