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资与国有银行改革：一个金融政治经济学的视角.docVIP

注资与国有银行改革：一个金融政治经济学的视角( （张杰，《金融研究》2004年第2期） 内容提要：本文旨在为人们解读国家通过注资方式推动国有银行改革的意图与绩效提供一个金融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其主要命题与观点大致有：第一，政府推动下的银行改革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一般都受到某种外部因素的刺激并追求短期见效的效果；第二，在微观经济基础未能得到有效调整的情况下，单方面改变银行资本结构的行动注定会无功而返；第三，国有银行制度在世界范围普遍存在，且不乏有效运作的例证，通过人为方式降低国有银行比例以提高整体银行效率是一种逻辑误导；第四，中国国有银行低效率运行的根源不在出资人本身，而在于出资人获取回报的特殊经济流程；第五，若考虑到被巴塞尔协议剔除的一些无形资产可以在国有银行的资本结构中得到确认，则国有银行出资人的资本压力就没有人们相象的那么大。本文的结论是，中国国有银行的问题是经济改革过程诸多矛盾与利益博弈的长期积淀，解决方案须基于演进主义的方法论，绝不可毕其功于一役。 关键词：注资 巴塞尔协议约束效应 出资人红利 无形资产 国有银行改革 引 言 中国国有银行的改革又面临着一个重要而敏感的时刻。2003年末，国家悄然为四大国有银行中据说是绩效较好的两家（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注入了450亿美元（约合3800亿元人民币）的资本，这是继1998年国家向四大国有银行注入2700亿元人民币（约合326亿美元）资本金之后的又一次注资行动。和上一次注资相比，此次注资行动使用了罕见的外汇储备方式（上一次是发行特别国债）并用美元直接注资，而且专门成立了一家国有金融投资公司（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代表国务院行使出资人权利。毫无疑问，这是自1979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国家在金融领域推行的最为“昂贵”的一次改革行动。 平心而论，对于资本金长期严重亏欠的国有银行而言，国家的此次注资行动实属寻常，从某种意义上讲，更是天经地义。从银行业的演进过程看，政府通过注资（还有其它方式）对有问题的银行实施救助也属常态。虽然近十余年来各国政府（包括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政府）不同程度地经受着一些银行“大而不倒”现象的困扰，采取救助行动的频率和成本有增加趋势。但迄今对于一些主要国家的银行体系，救助并没有演变成为银行经营者的普遍心理依赖。既然如此，我们显然没有必要过于关注此次注资行动，它只不过是中国长期制度变迁过程已经经历和正在经历着的众多改革故事中的一个故事而已。 问题在于，中国的国有银行与其它国家特别是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银行相比有着太多的不同。它有着独特的演进逻辑与效用函数，尤其是其资本结构已被证明是相当特殊的（张杰，2003a）。它处在一个频繁变动与调整的社会经济环境中，与政府的利害关系牵扯极深且表现得相当复杂。由此决定了国家对于国有银行的注资就不是一种简单地救助和资本结构的修复，而具有更深层次的政治经济学含义。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２节讨论国有银行注资的背景并回顾相关文献；第３节考察国有银行存在的经济、法律与金融需求基础；第４节阐发一种银行制度弱相关观点并对国有银行与一般商业银行出资人获取红利的方式进行比较分析；第５节揭示无形资产这个被巴塞尔协议和一些国家金融监管当局剔除的核心资本要素对于中国国有银行的重要性；最后，在第6节给出全文的结论。 背景与文献 在市场经济体制中，银行资本的数量和资本账户的构成大致由监督规则与市场力量共同决定（Rose, 1996, p.527）。近年来的大多数研究结果表明，从长期看，市场力量在决定银行所必须持有的资本数量与类型方面可能比政府监管更为重要。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以巴塞尔协议为代表的最低资本金要求的提出与多数市场经济国家银行业的逐步遵从，政府监管对一国银行资本金要求的重要性几乎与市场力量等量齐观。而在此之前，政府监管者只能以道义劝告的方式让银行增加资本以满足事先设定的标准（Gart, 1994, p.118）。各国政府之所以普遍倾向于对银行资本施以更为严格的监管，其理由则如标准的银行理论告诉我们的那样，银行的较高资本水平可以抑制其道德风险，同时降低破产倒闭的可能性（Diamond, 1984; Mishkin, 2001, p.225）[1]。尽管如此，在市场经济国家，政府对银行资本问题的直接介入仍是相当谨慎的。世界银行（2001）的研究结果揭示出，政府之所以采取谨慎态度，是因为许多国家的经验表明，政府对银行重组的注资几乎都错失了建立有效激励机制以鼓励银行审慎其未来行为的重要机会。 在转型经济国家的银行业重组过程中，针对国有银行的注资行动十分普遍。经验研究结果表明，尽管快速步入市场经济轨道和实现银行的市场化转型是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特别是转型经济国家的一种长期期望，但剧变式的银行私有化和市场化很难行得通。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