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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12-01 发布于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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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
也谈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
周其仁:
屈指算来,农村改革30多年了。不知道将来的历史学家会选哪一个时点作为这段改革史的开始。就我所知,在实践层面改集体大锅饭的行为,早在1977年安徽的一些地方就秘密出现了。更早的责任制,甚至可以追溯到1956年的浙江。至于普遍重建自留地——集体所有权、农户家庭永久的使用权——则是始于大饥荒后1962年的事件。从得到合法承认的时间算,中央文件说“可以、可以、也可以”,是1980年;把包产到户纳入“社会主义农业”,是1982年。
????不过,新的农村体制拖泥带水,还留有苏联式集体经济的尾巴。一是按人口不断调地的逻辑尚未彻底终结,所以家庭联产承包制还没有做到真正的长久不变。二是“政社分开”并没有贯彻到底,特别是到了村庄一级,“政社合一”依然挥之不去。这对中国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的继续发展,对城乡政治、社会、观念的架构,当然有着基础性的影响。
????制度层面的“尾巴”,根源在观念。一些流行的概念、术语、推理和对现象背后的因果关系的理解和解说,常常支持着那些制度上的尾巴。
????个人的看法,1990年代后流行起来的“农地承担社会保障功能”之说,怕要仔细辨析一下才比较妥当。讲起来很唬人:中国农地与众不同,除经济功能外,还承担着社会保障功能,倘若继续改,轻则工业化、城市化的波动无从消化(主要指农民工回乡无地可种),重则“无地农民”变成流民造反,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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