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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算四十年 陈省身 ? ? 本文原载于传记文学第五卷第五期，作者为中央研究院院士，本所开创时期的负责人，现任教于加州柏克莱 (Berkeley) 本部，公认为当代少数大数学家之一。其成就国人早已熟知，本刊转载此文，意欲读者透过本文捕捉半世纪来中国数学演进的概略，更藉此得到一点激励。 ──编者按 在国外一住十几年，每天与同行切磋乐而不疲，不觉象牙之塔的寂寥与讽刺。这次回国，得与戚友家人小聚，引起了半生的回忆，真如一梦。一生有幸，得与许多当代中外数学大师，有或深或浅的交谊。在数学渐受社会重视的今日，有些史实，或者是大家所乐闻的。 我是一九一一年十月廿六日生在浙江嘉兴。幼时因为祖母钟爱，一直不上学。家中有时请先生来教，但并不是长期的。我最初期的国文，是一位未出嫁的姑母教的。我父亲游宦在外。记得有一次他回家过年，教了我阿拉伯字母及四则算法。家里有一部「笔算数学」上中下三册，他走后我自己做里边的题目。题目很多，我想除了一些最难的，我大多会做。我以为这种题目别的小孩一定也都会的，根本没有告诉人。 等到一九一九年秋天，祖母觉得我实在不该不上学了，就把我送到县立小学，大约是插入小学四年级。三、四年级在同一教室，共有约三十个学生。第一天家里送午饭在教室吃，同学都走光了，独自吃饭。觉得很凄凉。等到四点钟下班前，不知为了什么，教员拿了戒尺，下来把每一学生打一下至四下不等，祇有我未被打。大约我这一天实在老实，没有被打的理由。 这样一来，我不肯再去学校了。在家又玩了一年。次年（一九二○年）去投考教会办的秀州中学高级小学一年级。那时我的国文程度是中等，但是做过笔算数学的习题的人，应付数学考试，自觉裕如，所以就考入了秀州。 一九二二年秋天，我父亲在天津法院任事，决定把全家搬到天津。我们在天津的河北区，附近有交通部办的「扶轮中学」。冬天就插班入扶轮中学一年级。现在在中央党部任职的詹纯鉴兄，和我在扶轮同班。我们在一九二六年中学毕业。直到今年（一九六四）才再见。 我在扶轮的一级，是所谓的「旧制」四年毕业。毕业前一年，我父亲的朋友钱宝琮（琢如）先生来南开大学任教授。钱先生专治中国算学史，在这方面是很有创见的。他一人住南开，有时来我家，就谈到我的升学问题，进南开就成为可能性之一。 扶轮的同学大部份为铁路员工子弟，大多是预备毕业后谋铁路工作的。因比升学的对象不外是南洋大学、唐山和北京交大。因为同学的影响，我的第一志愿是唐山大学。 但是当时有两件事情，影响我升学的选择。第一是当时华北的政治军事局面不安定，连北京到沈阳的铁路线都时断时通，投考须遇交通困难。第二是我祖母在那年（一九二六）夏天去世，家中正办丧。 结果我留在天津，投考了南开和北洋大学。因为只上过四年中学，北洋只准我考预科，南开准许我考本科，等于跳了两班。这自然对我后来之进南开，有很大的关系。 考南开怕是躁进，因为我的准备不足。数学的主要科目是解析几何，我根本没有学过。我在扶轮所学的物理化学也不够。家中正遭祖母丧事，乱得不堪，但是竟考取了。事后钱琢如先生告诉我说我的数学考卷是第二名每逢考试我的数学是王牌，它总是把我的平均小数拉上去的。 南开理学院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四系，分由姜立夫、饶树人、邱宗岳，李继侗四位先生主持。那些系差不多都是「一人系」，除他们四位外教授很少。父亲同我都不知道有些什么东西可读，也不知道毕业后有什么事好做。不过觉得物理似较切实，所以入学时倾向于物理系。 因为实际上跳了两班，初进大学时是有些困难的。 我选了一门定性分析，是邱宗岳先生教的，助教是赵克捷先生，外号赵老虎，以严厉著名。我第一次上化学实验，被指定一个柜子。内有些化学仪器。同时接到一个单子，上有这些仪器的英文名字。我们第一件事是对照所得仪器是否完全。我的实验经验，差不多是没有的，根本不知道单上名词与栏中仪器的对应关系。当天指定的工作是吹玻璃管，我自然弄不好。幸亏化学系有一位职员在试验室，在将结束实验前代我吹成了一些。我拿着玻璃管觉得还很热，就用冷水一冲，于是前功尽弃。 回来想了几天，觉得无论如何化学是读不下去了。结果退选化学，改选一门初等力学。当时南开第三年才分系，不过我因为不愿读化学，所以在理学院只剩数学系可进。 那年姜立夫先生请假去厦门大学，数学系只有钱先生一人。我的微积分、力学都是钱先生教的。饶先生学贯中西，但是物理学牵涉太多，我读不好。惟每跟数学有关，我就没有困难。因此对于物理的基本概念，虽然没有读懂，及格是没有问题的。 一年级的生活，在我是很舒服的。微积分、力学两课，只要做些习题。国、英文则读不读对于成绩不发生太多影响。物理只有一堂实验，费些功夫，对于他的内容，无意求深切了解。我做实验，只作几个基本度量，余时只凑答数，所以结束得很快。但藉此倒可了解一些课程的内容。 在台北时有一位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