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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学对方法的选择及其它 　　　　　　　　　──兼答对“案例集”的评论 　　　　　　　　　　　　　　　　　　　　　杨晓维 　　《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第１集)》（以下简称“案例集”），是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组织实施的中国制度变迁案例研究项目的第一批成果。作为天则所的特约研究员及案例的作者之一，我为它的结集出版感到高兴。无论这批成果的质量怎样，是否符合通行的案例研究规范，是否获得了它的组织者及作者所预期的目标，但毕竟在中国尝试性地集中做了这样的事情。有了天则所的第一次，就会有其他人的更多次，并且我相信也会做得越来越好，越做越规范。 　　这个“天字第一号工程”从一开始就得到了学界同仁的关注，这可从各案例的“致谢中看到。案例完成后，在天则所召开的“中国制度变迁案例研究理论讨论会”上，一批极具功力的学者又给予了严肃的评论。最近又看到了周其仁和张军的专文评论。这些评论，无论是对“案例”的理论成果的进一步提升，还是旨在指出、厘清其存在的缺陷，对于引导作者及他人深化对这些问题的理解，推进相关问题及案例本身的研究，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此外，严肃的学术批评也有助于规范学术研究，提高整个中国经济学研究水平。我想，“案例”的其他作者同我一样，对这些评论和批评会存有深深的谢意。 　　在这个简要的回应中，我想首先就评论者所关注的中国经济学研究方法问题谈些自己的看法，然后对我所做的“红庙子市场”案例的批评作一些说明。 　　　　　　　　　一、中国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好象是斯蒂格勒说过，讨论方法论问题是智力衰结的表现。我总觉得自己还不算老，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所以一直不愿专门研究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也太大了，大得似乎所有的经济学问题最终都可以归结为方法问题，所以我也不敢研究和妄谈。但从我作经济学的学生开始，到现在当经济学教师，这个问题都一直萦绕在心，挥之不去。我应该如何去学经济学？学什么？现在应该如何引导学生去学经济？中国经济在转轨，经济学也在转轨。无论是由中国人创造出自己的经济学，还是融入西方主流，或是引入其它入流或不入流的经济学，实质上都是方法问题。也许正是方法问题的重要性，所以周其仁和张军的专文评论，都是围绕它展开的。天则所要我对他们评论作一个回应，这个问题也就不好回避。但是，以自己的功力，我清楚自己不可能展开对方法问题（特别是方法论问题）的讨论。所幸作为对他们批评的回应，我可以将自己对这方面问题的考虑，仅限于他们所涉及的方法。 　　１、科斯与主流经济学的方法 　　在周其仁和张军的评论中，前者特别推崇科斯所倡导的“研究真实世界”的方法，而后者则强调对主流经济学的“融入”。但是，这是两种不同的方法还是同一种方法的不同侧面？如果如大多数经济学家所认为的那样，科斯的方法并未超出主流经济学传统，那么，两个评论所谈到的也就只是中国经济学是否应该以及如何融入主流的问题。但是，如果这是两种不同的方法，则还有不同方法之间的选择问题。 　　所有的理论，都是由一定的问题、目标、假设前提、逻辑规则和理论结论构成。而这些要件中，理论结论不过是前述要件的结果。如果问题、目标、假设前提和逻辑规则是相同的，不可能出现不同的结果。而逻辑规则，如通行的形式逻辑和数理逻辑，以及特定学科所使用的相关工具(tools)、手段(means) 及技术(technology)，不过是人类所共有的、一般化的思维规则的具体化。不同的经济学家、经济学流派，以及非经济学家都可以运用这些相同的思维规则。因此，逻辑规则或分析工具并不构成区别不同理论范式的要件，我们并不能依据使用相同的逻辑规则或分析工具将不同的理论范式归于相同。不同理论范式之间的区别，并不决定于他们所使用的工具和理论结论，而决定于他们所要解决的问题、达到的目标及作为分析出发点的理论前提或假设。 　　⑴问题。一个学者之所以称为经济学家而不是物理学家、数学家或历史学家，是因为他在研究所有经济学家都在研究的共同问题，即人类如何运用稀缺性资源获取最大化福利问题。但是，不同学派的经济学家、或不同的经济理论范式又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出发点或问题，如直接以人类无限欲望与稀缺资源的冲突作为其问题的新古典经济学，研究交易关系或制度的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生产关系的马克思经济学等等。 　　⑵目标。每种经济理论都有自己特定的目标，例如，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历史过渡性（马克思），准确预测经济活动（弗里德曼），解释现实（萨谬尔森），或“发现世界自身的逻辑从而增加我们的理解”（科斯）。 　　⑶分析前提。基于所要解决的问题及所要达到的目标，不同的经济学家或是通过一些假设，或是通过对现实世界的观察，设立自己分析的前提。应该说，设定这些前提条件的直接目的，在于简化现实的世界，从而能够“经济而有效地”解决所提出的问题和实现所要达到的目标。按弗里德曼的说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