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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栖于埘 小区的公告栏上贴着张老年大学的招生广告，上面写着有绘画、书法、音乐、舞蹈、写作等好多专业，竟然还有个宠物饲养的专业。 这几年我收山在家，归隐江湖，深居简出，在家看书，或者自得其乐地写一些鸡零狗碎的狗屁文章，发给朋友们看看，博几句赞许声，而且非常地乐此不疲，基本上两耳不闻窗外事。因此也不大清楚这老年大学是公立还是民办，本科还是专科，这个学历国家承认不承认。后来找人一打听，才知道所谓的老年大学压根儿不是什么大学，类似于社会大学，所谓的，就是个给老年人消愁解闷打发寂寞的地方，给它冠之以大学的衔头，不过是好听一点就是了。 你说这捞什子老年大学，给老年人消愁解闷，打发寂寞，弄点子绘画，书法倒也罢了，还闹什么宠物饲养，居然还成了一个专业。中国人刚吃了几天饱饭，就学人家养起什么宠物来了。会养吗？有那个素质吗？有那个情趣吗？有那闲钱接济一下边远山区的穷孩子多好，那些孩子饭都吃不上，书都没得读。 现在城市里的人都不养鸡了，到处都是狗屎，还说是人类的爱心。老母鸡带着一群毛绒绒的小鸡崽儿在草地里找虫子吃的景象只能是在儿时的记忆里了。 记得八九岁的时候，我跟爷爷奶奶在广州，那一年快过年的时候，爷爷的机要秘书幼梅阿姨给我们送来一只鸡项，阿姨说给爷爷补补身子。鸡项在广州话里就是鸡姑娘的意思，还没生蛋的母鸡就叫鸡项。要知道那时节是三年困难时期，送只鸡项不亚于现在送一苗人参啊。奶奶计划着留到过年才杀，所以就在煤房里辟出一小块地方，放在一只竹筐里养了起来。当时我对那只小母鸡很感兴趣，总喜欢蹲到它跟前摸摸它，可能是刚来，人生地不熟，那小母鸡猥猥琐琐地缩在角落里，脑袋藏在翅膀底下，动也不敢动。我拽了片菜叶子喂它，半天它才犹犹豫豫地啄了一口，后来见我没什么恶意，才放心大胆了，大口小口地吃了起来。我见它吃得痛快，想起哪本书上说小鸡喜欢吃蚯蚓，跑到厨房里提了炉灰铲子炉钩子，就左刀右剑地跑到楼下的草地里忙活了起来。我家楼下的地很肥沃，很快就挖了几条半长不短的小蚯蚓，找了个小破瓶子装了起来。回家把小瓶子对小母鸡一摇晃，小母鸡眼睛都直了，立刻把脑袋从翅膀里拔出来，急切地在竹筐子里踩来踏去，嘴里还咕咕地叫着。我把破瓶子底朝下一倒，不到一分钟那几条小蚯蚓就渣都没有了。 以后的几天，我都到楼下的草地给它找吃的，有时是几只东风螺，有时是几只小肉虫子，小母鸡一点也不知道大限将至，没心没肺的吃得非常开心，而且每次吃完了还都用期待的眼光看着我。小母鸡可能是因为连着吃了几天荤腥，营养催得，没到过年就下了一个蛋，蛋壳上还沾着斑斑鸡屎和缕缕血丝。 因为它及时地下了个蛋，所以它由此受到奶奶的大赦，免其一死，把它招安了，人材难得，留着它下蛋。杀了它只能吃一顿，留着它下蛋却可以常期地吃下去，那时鸡蛋是凭票供应的，一个月才半斤。 龚稼华伯伯和爷爷关系极好，他们是抗大时期的老战友，经常来我家跟爷爷谈天说地。龚伯伯很喜欢我，每次来都不空手，总要给我带点小礼物来。有时是一把塑料米达尺，有时是一套雷锋语录的书签，还有一次他居然给我带来一双海棉拖鞋，要知道那是五十年前，广州人还全是拖着木屐满街跑呢。那双海棉拖鞋着实让我在学校占尽风骚。龚伯伯在奶奶眼里属于非常能干的人，很活络，不像爷爷死板，他总有办法给我带来市场罕见的东西。比如一包马蹄粉，或者两斤木薯粉，那次他来正赶上我喂鸡，过了几天他就给我家带来两只鸡，还都是鸡乸（就是母鸡），于是我们家就添丁进口，从一只鸡变成三只鸡了。 三只鸡了，就不能在竹筐子里对付了，挤不下。我们在楼下的黄皮树底下给它们搭了个鸡窝，还捡了些板皮子，钉了个栅栏把鸡窝围了起来，免得它们满世界乱跑。奶奶买菜的时候总要捡些菜皮回来，切碎了拌些米糠喂它们，米糠是龚伯伯给我们买的，他还给我们买来半袋子碎米。我午睡的时候经常被鸡们高昂兴奋的叫声惊醒，我就会兴冲冲地翻身下床，三步并作两步，冲锋似的冲到楼下，胳膊伸进鸡窝，摸出一个热乎乎的蛋来。把新下的蛋拿回家，用铅笔在蛋壳上记下日期，郑重其事地放到一个篮子里。对下了蛋的鸡是需要奖励的，一般是一小把碎米。自从我们家养了这几只鸡，爷爷每天都能吃到一个鸡蛋，而且我星期一上学的时候，奶奶也会给我带一个热呼呼的鸡蛋。 我放暑假了，除了做作业，我也没别的什么可以消遣，于是我就把给鸡们切菜拌糠，打扫鸡窝，捡鸡蛋做为已任。早上起来吃完饭第一件事就是去打扫鸡窝。那些鸡一看见我来了，就会使劲儿朝门那儿挤去，还“咯、咯”地叫着，用嘴啄着木板。 我拿起笤帚扫地，边扫边想，快点扫干净了，放它们出来，一不小心，踩了一堆鸡屎，赶紧在地上来回擦了半天，一会儿，鸡窝就给我打扫干净了。 放下笤帚，打开鸡窝门，鸡们争先拥后地夺门而出，两只鸡愣是挤在了门口，谁也出不来，都没点谦让的精神。我没好气地抓出一只：“慢点，让一让不就行了吗，挤啥？”鸡们出了窝，先抖抖身上的鸡毛，再拍拍翅膀，早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