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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铸研究综述 贺铸(1052-1125)是我国宋朝著名词人，他不独工于词，亦擅文能诗。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研究贺铸的文章(包括专著)共有70篇(部)左右，内容涉及到贺铸年谱、词作和人格风格。 一、关于贺铸年谱 贺铸年谱应是宋代词人中修订较早、准确性较高的一部。夏承焘先生早在1933年8月即在《词学季刊》1卷2号上发表了《贺方回年谱》，史料广博，论证工严；李维新先生的《读夏承焘先生〈贺方回年谱〉札记十一则》(《郑州大学学报》1983年第3期)对此提出了一些修订；钟振振先生则在他的《北宋词人贺铸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中对贺的出身、世系、生平等作了详细地考订。各年谱主要分歧点有贺铸籍贯、一些名作的创作时间及贺铸的一些行踪等。 夏谱谓方回“卫州人”，未详细指明卫州何处。王梦隐《贺铸年谱》称为“卫州汲县人”(未做考证)；李谱、钟谱则谓其为“卫州共城人”，即今河南辉县。李、钟之考订尤为严格，他们从贺诗及一些史料出发，认为当是“共城贺铸”而非“汲县贺铸”，并指出:“一些文史著作和词选大都在‘卫州’下注‘今河南省辉县’，“此错误流传甚广”。此说当为可信。 关于名作《青玉案》的创作时间，各家观点不一。夏谱据叶传、程序及朱强村对于东坡《青玉案和贺方回韵送苏伯固归吴中》一首的系年，断定贺铸的《青玉案》必非作于苏之和词之年(元佑七年)，而苏亦不应此年先有和章，这就提出了一桩无头公案；王谱则据《山谷年谱》及叶传称此词作于崇宁二年；李谱则本着一种通脱的态度认为此诗不必定要作于吴下，因“横塘”这地名决非苏州所专有，并进一步认为“宋人笔记、诗话多载方回以《青玉案》一词知名，故所作不应太晚，最少应在方回四十岁以前官历阳任上”；钟谱则疑此词作于吴下，可能在元符元年至建中靖国元年之间。 对于贺之名作《六州歌头》一词的系年及背景之考订，钟谱则作出了“终结”。他以极其翔实的资料考订此词作于1088年秋，且词中之“天骄”应指西夏人，而非人民出版社《中国历代诗歌选》之谓“时间定在1125年”贺铸临终之时，抗击对象为“金”；也不是近人论词绝句中所谓作于贺铸临死之前(1125)，抗击对象为“辽”。钟谱首先从贺铸年谱及北宋当时史实出发，得出此词绝非为抗金或抗辽所作，并总结指出，“北宋时，北部地区少数民族政权中对汉族政权构成威胁的只有两家:正北方的辽契丹族政权，西北方的西夏党项族政权。而宋辽之间自从真宗景德元年(1004)‘澶渊之盟’以后，一直到徽宗宣和四年(1122)宋金联合抗辽为止，一百多年间没有发生什么战争。检《宋文》中神宗、哲宗二纪，熙宁八年至元佑六年(1075-1091)十六年间，与北宋战事频仍的惟有西夏，因此本篇中‘天骄’当指夏人”，考据严谨，立论有据。应该说，钟之考订一出，遂为定论。 二、关于贺词研究 对于贺词的研究，一直是贺铸研究的重中之重，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对贺词艺术风格的研究 关于这一点，龙沐勋先生早在1933年《中国语文学刊》第1期上发表的《论贺方回词质胡适之先生》一文就为贺词研究定下了基调。他指出:贺词艺术风格多样，词句精新，手法奇特，不比周邦彦逊色，是宋词中由苏到辛的中间人物。后代学者一直沿着这条路继续深入下去。 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研究大多从总体上论贺词的特色，如周宗盛《鬼头艳词话贺铸》(《大华晚报》51版，1975 11)；缪钺《论贺铸词》(《四川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张起《论贺铸的词》(《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都指出贺词兼具婉约与豪放的风格，陈振濂的《略论贺铸词的艺术特色》一文则深入细致地从炼字、结尾、善喻、对比、意象组合、用前人语六个方面对贺词的艺术手法作了归纳。九十年代李晓湘的两篇文章《论贺铸婉约词的风格》(《中国文学研究》，1996年第6期)、《论贺铸豪放词的风格》(《湘潭师范学院学报》，1996年第1期)对贺铸这两类词的风格和特征进行了探讨，指出:贺铸沉郁、丽密的婉约词风是其词体意识和拓新意识相统一的产物；他引诗入词，以“沉郁”充当其婉约词的内在体格，并熔“深婉丽密和顿挫”为一炉作为沉郁风格的外在表现形式；其豪放词风以雄豪、悲壮、旷逸这三格为主体。与此同时，关于贺铸对苏轼“以诗为词”革新观念的吸纳和运用的研究也深入开展了起来。诸葛忆兵在1984年他的硕士学位论文上，就专门从此入手，认为贺铸是继苏轼之后，比较全面地承继了苏的作风且将“诗化”革新推向深化的词人。 上个世纪末，陈心浩专门对贺词的诗化特征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他的着眼点不是泛泛而论贺词的诗化倾向，而是从细部着眼，更加微观地审视其词的诗化特点。1999年10月的《试论贺铸词的诗化技巧》一文，着眼于贺词的诗化技巧，从语言、情与景关系的处理、篇章结构以及结构的处理等四个方面进行了探讨，指出他的词无论从内容、情感还是风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