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之际文化秩序的变革与曹魏文学繁荣(删减版).docVIP

汉魏之际文化秩序的变革与曹魏文学繁荣 王欣 （苏州大学，江苏省苏州市，215006） [摘要]东汉文化场域构型的总体特点是经学笼罩文学，至汉末文学与经学逐渐为两大社会势力所掌握和利用：总体上而言，经学为世家大族、士大夫阶层所掌控；文学才艺则为士大夫阶层政治上的对立面皇帝阉宦集团所标举和利用。经学表征能力的衰落与文学表征能力的上升使得原先经学、文学各安其位的文化秩序受到挑战，整个文化场域内的这种紧张关系通过鸿都门学事件释放出来。出身阉宦集团的曹操在场域中的位置决定了他重视文学的立场，这也为建安文学之繁荣奠定基础。 [关键词]： 文化秩序 场域 鸿都门学 文学的表征功能 陈寅恪先生在《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后条》一文中分析清谈名题“四本论”之真正内涵时指出：“东汉中晚之世，其统治阶级可分两类人群。一为内廷之阉宦，一为外廷之士大夫。阉宦之出身大抵为非儒家之寒族，所谓‘乞匄携养’之类。”这两类人群在文化上亦各自有鲜明特征：外廷士大夫“宗经义”、“贵仁孝”， 内廷阉宦“尚文辞”、“重智术”。 [1]41-42陈先生将士大夫集团与阉宦集团的矛盾视为当时社会之主要矛盾，并从此处入手分析汉末魏晋之间的权力斗争，指出曹操乃是阉宦集团代表，袁绍、司马懿乃士族集团之代表，由此发现四本论之政治意涵。陈先生之论说过于简明，孙明君等有不同意见。 [2] 但若仅从文化史的角度看，陈先生不仅言之有理，而且还揭示了汉魏之际文化秩序的变革与曹魏文学繁荣之间的关系。 一、经学笼罩文学——东汉文化场域的构型及其危机 陈先生对于汉魏之际主要矛盾的分析暗合于布尔迪的场域理论。如果将汉魏之际的社会理解为一个整体的“权力场”，士大夫集团与阉宦集团是最主要的两类行动者，他们凭借自己已有的“资本”，争夺有价值资源（布尔迪称为“幻象”，这里主要是权力与声望），而资本的形成又依赖于行动者的“惯习”。文化则是与政治、经济一个层面的场域，经学、文学、史学、子学、艺术等又可以被理解为是更次一级的子场域。布尔迪认为构成场域最关键特征是“被赋予了特定引力的关系构型”以及“冲突和竞争的空间” [3]17-18。这个空间类似磁场，充满了各种复杂的力的关系，因此被视为“场域”。要透彻理解文化场域以及更次一级的经学、文学、艺术等场域，就必须首先理解元场域——权力场域的情况。陈寅恪先生的研究思路与布尔迪的场域理论不谋而合。 东汉文化场域内部的那种紧张关系是与权力场域的紧张关系相一致的。伴随着权力竞争，在文化场域竞争中最占优势的的士大夫使得经学成为彼时最富有文化资本的文化门类，而文学还只是个依附性较强的文化领域。张朝富将东汉上层文化人分为两类：一类是经学家群落，一类是“文士”群落。 [4] 126-127东汉时，经学是选官的依据，而选官制度又是经学占据统治地位的制度基础。因此，翻检《后汉书》收录之所有文士，可以发现其中绝大多数是研习经学之余从事些文学创作——在上层士人中经学才是根本。社会下层的文学性创作即使达到很高水平，其作者也难以留下姓名，如古诗十九首等。确实，东汉宫廷与社会下层之文学风气明显浓于士大夫与世家大族。虽然东汉前三任皇帝刘秀、刘庄、刘炟重视经学，是促进东汉经学繁荣的重要力量，但之后幼帝频出，经学逐步为士大夫与世家大族把持。皇帝的经学修养一代不如一代，相反，对文学才艺的爱好却不断上升。据《后汉书》记载：到了汉末桓灵之际，桓帝好音乐，善琴笙；灵帝好文学辞赋，曾作《追德赋》、《令仪颂》；东汉一朝，后宫的文学才艺气氛相对一直较为浓厚，明帝马皇后好读楚辞，章帝窦皇后“年六岁能书”，和帝阴皇后“善书艺”，和帝邓皇后通《诗》，安帝母左姬“善《史书》，喜辞赋” 。因此，陈先生士大夫“宗经义”、阉宦“尚文辞”的看法大致成立。 如何理解阉宦“尚文辞”？不能理解为阉宦有文学才能，而是说阉宦及其所代表的与士大夫阶层相对的社会势力重视文学才能。阉宦集团本身并无社会基础，若要对抗外廷士大夫，必向上依靠皇权，向下从社会中下层发动，这样就大致形成一个由皇帝、后宫、宦官以及他们从社会中下层汲引之人士组成的“阉宦集团”。为对抗士大夫集团之文化优势，这一集团必得另辟蹊径，抬升文学才艺之表征功能。 文学在汉代整个文化架构之中的位置是非常微妙的。一方面文学有“润色鸿业”的功能，文学可以满足颂君、美政、修史的需要；另一方面文学还有抒情言志的功能，毕竟对文学的需要也是人的本能。但即使如此，文学场在整个文化场序列中的位置是不高的，不仅远低于经学场，甚至还低于史学场、子学场。作为下位的文学场域，文学场必须遵守儒家经学价值观。汉武帝对文学颇有兴趣，但对辞赋家武帝却以“俳优蓄之”。扬雄早年好赋，晚辍而不为，专心事经，甚至认为辞赋只是小孩子提高文化修养的工具，“壮夫不为也”。这些都清楚地显示出文学场在整个文化场乃至社会场中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