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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续道义 凸显人情 　　 摘要：湘剧高腔《鹦鹉记》在继承明传奇《鹦鹉记》弘扬道义的基础上，更多渗入了人性人情因素，使剧本更进一步契合中国文学的特质，符合观众的审美接受心理；其对剧中人物性格真实性的大力开掘，使得关目安排更趋顺畅，人物塑造更显丰富，实现了道义人情的相映而双美。 　　 关键词：道义 人情 伦理道德 性格 鹦鹉记 改编 　　 　　 湘剧高腔《鹦鹉记》（本文所据湘剧高腔《鹦鹉记》为易宣改编本，七场，原文见于《艺海》1996年第4期。对《鹦鹉记》的改编与完善，历代湘剧演员多有贡献，特别是湘剧高腔泰斗徐绍清先生，在人物塑造与情节安排上皆对此剧的提高起到重要作用。易本《鹦鹉记》亦正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来。）改编自明传奇《苏英皇后鹦鹉记》（今存万历金陵富春堂刻本，《古本戏曲丛刊初集》据之影印，未题撰者，凡2卷32折。），剧叙周僖王时，怀有身孕的苏妃被立为后。梅妃嫉妒，诬苏后毁坏外邦进贡的白鹦鹉、温凉盏和醒酒毡三宝，僖王赐苏妃死。丞相潘葛以其妻李氏替死，并焚尸身。十三年后，僖王深悔杀苏后，以致无嗣。潘葛详奏始末，迎苏后母子归。僖王传位太子，旌封李氏。湘剧高腔改编本在尽可能保留传统的基础上，对原剧的人物及关目作了一定程度的修改和完善，使得这部戏在继承原作颂美道义的同时，更突出了人性人情的魅力，人物形象也因此更显真实。本文拟就此谈两点看法。 　　 其一，湘剧高腔《鹦鹉记》对潘葛妻李氏形象的改编。 　　李渔在《闲情偶寄?词曲部?结构第一》中提出：“一本戏中，有无数人名，究竟俱属陪宾，原其初心，止为一人而设。即此一人之身，自始至终，离合悲欢，中具无限情由、无穷关目，究竟俱属衍文，原其初心，又止为一事而设。此一人一事，即作传奇之主脑也。”（李渔《闲情偶寄》，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年版，第333页。）以此理论衡以《鹦鹉记》，其“一人一事”之主脑当为潘葛舍妻代死一环。不论是明传奇本还是湘剧高腔本，舍妻代死均是结构全剧的核心关目，它直接体现了潘葛夫妇的一片孤忠，同时颂扬了李氏关键时刻舍生取义的伦理道德。但是，在李氏形象的设计上，改编本与原本相比有一处明显的不同：前者将其设定为一久病在身、寿算不常之人，此为传奇本所无。湘剧对李氏患病有多处提及，从第二场开篇病妆的李氏被搀扶而上，到其子潘有为所言“你年来体弱多病”，并关心母亲是否服药，再到李氏决心替死时的自白“我近年来体弱多病，看将来寿算不常”等等，草蛇灰线，皆为改编者精心设计。推其原因，当是考虑到观众的审美接受心理以及儒家传统诗教的温柔敦厚标准所致。 　　其实，戏曲文学中的“替死”情节并不罕见，与原本《鹦鹉记》同时代的多种传奇作品即有此关目。如《飞丸记》、《十锦塘》、《八义记》、《十义记》、《崖山烈》等，都以替死者的挺身而出、舍生取义而令有性命之危的生旦角色获救得助。饶有意味的是，这些剧作纷纷将替死者身份作了苦心孤诣的预设：替死者或无妻孥牵绊，如《崖山烈》中的苗再成：“小弟孤身在军，并无父女妻子之恋”；《十锦塘》里的仲义：“况兼上无父母挂心，下无兄弟妻子系念”；《上林春》安金藏：“想我只此一身，又无妻小羁绊”。或为老弱病残之属，如《玉钗记》王安，病患风颠痼疾，以致不足以承宗祀；《飞丸记》陆氏，孀居早岁，自谓就木之年等等，不一而足。这种手法或古或今，或创作或改编，其出发点应该是同一的：即尽量减轻悲剧情节所带来的悲伤情感。从观众或读者的审美接受心理而言，替死者或为尽忠、或为报恩，独自担当了本不应由他们承受的政治黑暗、社会不公所导致的灾难，只身赴死，舍生取义，这本身已是莫大的悲剧，置之案头令人伤心、搬上毹氍让人泪下，足以取得震撼人心的效果。但从一种善良的愿望出发，人们总希望悲剧能减小到最低程度，使有价值的东西被毁灭的程度有所节制。从这个意义而言，替死者无后顾之忧、有长期痼疾、寿算不常的细节安排就很好理解了。这或可认为是为追求一种道义情感两相宜的境界而不得不采用的折中手法，而此种手法也暗合了儒家传统诗教观的温柔敦厚标准。 　　作为文学创作之一种，戏曲剧本的写作或改编当然无法不深深刻有中国文学特质的印痕。闻一多总结过：“诗――抒情诗，始终是我国文学的正统的类型，甚至除散文外，它是唯一的类型。赋、词、曲是诗的支流，一部分散文，如赠序，碑志等，是诗的副产品，而小说和戏剧又往往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夹杂些诗。”（此说出自闻一多《文学的历史动向》，此文收于闻一多著《神话与诗》，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65页。）总之，诗，支配了整个文学领域。那么，戏曲文学自然也遵循着传统诗教观的原则，秉承“温柔敦厚”的美学理想和“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中庸精神。而这，决定了艺术情感表现的节制性。如果说，替死情节以激进手段宣扬儒家舍生取义的伦理道德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温柔敦厚”诗教的偏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