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级城四化协调发展的空间异质性研究-中国土地学会.PDFVIP

胡艳兴，潘竟虎* （西北师范大学 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摘要:利用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中国分县市人口统计年鉴，结合四化协调发展模型、ESDA 及GWR等模型和方法，分析了2001-2011 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四化协调发展的空间相关性、异质性及影响四化 协调发展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地级单元四化协调发展空间差异显著，表现出“北高南低、西高东低” 的趋势；四化协调发展具有较为显著空间正相关性；四化协调发展类型数目最多的为轻度失调和濒临失调，分别 为120和109 个；人均GDP 和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及人均教育支出对四化协调发展有促进作用，而城乡人均 收入差距比、城乡人均消费比及城乡人均固定资产比对四化协调发展起抑制作用，其中人均GDP 对四化协调发展 的影响最为显著；四化协调发展的问题区域集中分布于中部传统农业区、胡焕庸沿线的西南地区及西北地区。 关键词：四化协调发展；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地理加权回归；中国 中图分类号：K901 文献标识码：A 1 引言 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新时期现代化建设的基本内容， 四化之间互相影响、相互促进[1] 。十八大后我国首次将“四化”同步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尽管提出“四 化同步”的概念时间较短，研究也不够深入，但国外针对“四化”的研究已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为我国 研究具有中国特色的“四化”协调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2-3] 。工业化是现代化建设的先导，城镇化 与工业化的互动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而信息化是科学生产力的代表，是现代化建设必不可少的推动力 量。“四化”的同步建设和协调发展已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途径之一。鉴于我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出 现的种种问题，为了更好地推进国家发展和经济水平提高，研究“四化”的协调发展显得尤为重要。学术 界已展开对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之间协调发展的研究[4-6]，但对于“四化”之间协调发展的研究较 多处于定性化，或应用指标体系和统计学等单一方法[7]，使得对“四化”协调发展的研究存在缺陷，不够 完善。在此情况下，本文运用空间计量方法和模型等对“四化”协调发展作以分析，以期为现代化建设和 国民经济转型提供参考。 2 数据来源 2.1 研究区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 2012 年中国地级行政区（地级市、自治州、地区和盟）为尺度进行研究，不包括台湾、香港 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文中所需社会经济统计数据主要来源于 2002 和 2012 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 市统计年鉴》和《中国分县市人口统计年鉴》。各个地级单元的行政界线及城市驻地等位置信息数据来自 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 1：400 万数据库。 2.2 研究方法 2.2.1 “四化”综合发展测度 参考已有学者研究[4-7]，本文从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4 个角度出发，以全面性、科学 收稿日期： 作者简介：胡艳兴（1990-），男，甘肃榆中人，硕士生，从事土地利用与GIS 研究。E-mail ：melo216@163.com 通讯作者：潘竟虎，博士，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空间经济分析。E-mail ：panjh_nwnu@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性及数据可获得性为准。工业化方面选择了工业产出比重 X1 （第二产业增加值/地区生产总值）、工业就 业比重 X2 （第二产业从业人数/就业总人数）、工业劳动生产率 X3 （第二产业增加值/第二产业从业人数） 和工业产值利润率 X4 （规模以上工业利润总和/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城镇化方面选择了人口城镇化率 X5 （非农业人口/总人口）、就业城镇化率 X6 （城镇就业人数/就业总人数）、人均消费指数 X7 （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总人口）和医卫人员指数 X8 （卫生机构人员数/总人口）；信息化方面选取了邮电业务指数 X9 （邮电业务总量/总人口）、固定电话普及度 X10 （固定电话用户/总人口）、移动电话普及度 X11 （移 动电话用户/总人口）和互联网宽带普及度 X12 （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总人口）；农业现代化方面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