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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歆校书与古文经的发展 　　摘要：刘歆及其父亲刘向通过校理国家藏书，为我国古代图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本文从当时的学术背景入手，通过分析刘歆校理图书、编撰目录等工作与古文经地位的确立、古文经的发展的关系，来确定刘歆校书对古文经学发展的深远影响。 　　关键词：刘歆；经今古文之争；目录学；古文经学派 　　 　　西汉时期，我国古代学术思想领域发生了两次大的革命。第一次革命是由董仲舒提出，汉武帝推行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结果是确立了入学在我国封建社会的统治地位。第二次革命是由刘歆挑起的经今古文之争。汉哀帝时，刘歆要求把《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和《古文尚书》立为官学，从此掀开了经今古文之争的序幕。经今古文之争的实质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革命的深化和发展，是儒家内部学术思想的斗争，这次革命最终确立了古文经学在我国古代思想学术领域的正统地位。 　　刘歆是我国古代目录学的伟大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他与他的父亲刘向完成了我过图书史上的第一次大规模国家图书馆藏书校对工作，编撰了我国第一部比较详细系统的提要书目。他的书目反映了他的思想，并被用来确定古文经的地位。虽然刘歆创建古文经学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并主要借助王莽的政治势力确定了古文经学的官学地位，但是，他在校理秘府藏书时，就已经为古文经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一、今文经与古文经之争 　　 　　经今古文之争的最直接原因是秦始皇“拨去古文，焚灭《诗》、《书》”。公元前213年秦始皇采纳李斯的建议，下令焚烧诗书，禁止诗学，造成儒家“六艺”，即《易》、《诗》、《书》、《礼》、《乐》、《春秋》，遭受了重大损失，经书全部都残缺不全了。“《书》缺数十篇”；“《礼》散之颇多”；“《诗》亦有缺矣，《易》……失说卦三篇”；“《春秋》亦诸史之一，是《春秋》因秦火而失之证也”[1]。经过这次灾难，儒家经典过去流传的版本已很难找寻。 　　汉朝建立后，许多经书只有靠秦代的老博士或其他懂经之人凭记忆才得以流传。这些经文采用汉代通行的隶书书写而成，后来被称之为今文经。 　　虽然秦始皇以严刑峻法禁毁儒家经典，但民间仍有大量的古文经藏书。《汉书?艺文志》载“《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2]《史记?六国年表》称“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3]。这些在先秦时期已用古文字记录成书的儒家经典就是古文经（包括经文和传文）。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直至汉哀帝时刘歆要求设古文经博士，今文经学意旨占据着西汉教育和学术的垄断地位。虽然这时期民间不时有秦火残余的古文经书被发现，如“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宫，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篇，书十六篇，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旧书”[4]，但是，这些经书基本上都上交官庭，深藏秘府，没有在世上流传，因此，其价值没有被世人发现，也就难以对今文经学构成威胁。 　　汉成帝时，成帝“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5]，刘歆协助他父亲校对秘府藏书，并在刘向去世后统率众人，完成了校书大业。“及歆校秘书，见古文《春秋左氏传》，歆大好之。……歆以为左丘与圣人同，亲见父子，而公羊、谷梁在七十子后，传闻之与亲见之，其详略不同。”[4]即刘歆校对秘府藏书时发现了《春秋左氏传》，并认为该书的作者左丘明与孔子是同时代的人，更能深切地理解和领会孔子的本意，而公羊和谷梁生于孔子的七十二弟子之后，并且他们的传是靠口说流传下来的，远不及以文字加载的方式流传下来的《左传》详细可靠。 　　正是基于以上分析，刘歆认为古文经的价值高于今文经，并促使他在哀帝时与今文经博士争论，争立古文经博士和争立古文经的官学地位。 　　 　　二、整理图书为古文经学立于官学打下基础 　　 　　武帝采用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主张，于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春，初置五经博士。这时，“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5]的博士都取消了，只有儒家的五经博士做为官学流传下来。《史记?儒林列传》载“及今上即位，赵绾、王臧之属明儒学，而上亦乡之，于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平津侯。天下学者靡然乡风矣。”又载，公孙弘为学官，“悼道之郁滞，乃请为立博士弟子员五十人，郡国县道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者，可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一岁皆辄试，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以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6]成为博士弟子进入仕途的重要途径，博士更享有相当高的地位和待遇。今文经学在学术思想领域形成了垄断地位。 　　今文经是博士们教授学生的教材，宣扬其学说的经典。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