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四世同堂》的话剧改编.docVIP

论《四世同堂》的话剧改编 　　老舍是中国现当代文豪中的高产作家，同时也是“著名被改编作家”，长中短篇小说大都搬上过银幕银屏或舞台，而且老舍本人是文坛的全能冠军，身兼小说家、戏剧家，京剧能唱，话剧能写，所以他的小说具有很强的戏剧感，“舞台意识”和“镜头意识”都不弱。按照此情此理，他最大部头的长篇力作《四世同堂》，早就该“被话剧”若干次了。但非常例外，老舍先生即使长寿到一百零八岁，也还是未能目睹这一盛况。因此，《四世同堂》的第一次话剧改编，就浓缩了太多的值得一论的话题，笔者只能管窥蠡测，做一浅论。 　　《四世同堂》长期未能搬上话剧舞台，跟作品长期“半湮没”似乎没有关系。因为早在1980年代，《四世同堂》不但小说获得盛誉，文学史中地位很高，林汝为改编的28集同名电视剧更是家喻户晓，几位主要演员如邵华、李维康、李婉芬、史可夫、赵宝刚、李文玲都红极一时，骆玉笙演唱的京韵大鼓风味的主题歌《重整河山待后生》，此后20多年间广为传唱。这说明《四世同堂》非常“有戏”，人物情节都适合戏剧化。可是到了新世纪，《四世同堂》除了被改编成曲剧一次，再就是又一次被拍成汪俊版的电视剧，篇幅增加到36集，影响依然不小，但却始终没有一位导演和一家剧院能够把该作品“话剧化”。这说明《四世同堂》从小说到话剧，确实存在着独特的困难。 　　首先，一个非常客观的原因是作品篇幅太长。老舍当初在序言里说得很明确：“假若诸事都能‘照计而行’，则此书的组织将是：１．段――一百段。每段约有万字，所以２．字――共百万字。３．部――三部。第一部容纳三十四段，二部三部各三十三段，共百段。”老舍是照着但丁《神曲》的架势去写的，《神曲》是老舍的一尊文学偶像，也是一座他处心积虑要登上的高峰。老舍对于自己能否完成这部百万言的巨著，开始也没有信心。“设计写此书时，颇有雄心。可是执行起来，精神上，物质上，身体上，都有苦痛，我不敢保险能把他写完。即使幸而能写完，好不好还是另一问题。在这年月而要安心写百万字的长篇，简直有点不知好歹。算了吧，不再说什么了！”后来果不其然，《四世同堂》虽然写完了，但是丢了结尾，成了未能免俗的“大杰作皆不圆满”的又一例证。这么长的文本，最适合改编成电视连续剧，说夸张些，改编者坐享其成，都可以拍出五成戏来。而改编成话剧，要从百万言中提炼出三五万字，打一个“倒九五折”，这取舍上的功夫，可以说就难倒了95%的有心人。笔者称赞编剧导演田沁鑫在改编上是“删繁就简大手笔”，首先就是从这一角度出发的。从煌煌三卷的大河小说中，苦心挖掘出几万精华之言，真如同“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非大手笔不可。 　　2010年6月4日，笔者作为该剧的学术顾问，与田沁鑫在北大后湖第一次商谈改编事宜，首先谈到的，就是这个取舍。虽然笔者说，可以参照人像雕塑家的经验之谈，“把不是人脸的地方去掉就是人脸了”，但这分明属于“站着说话不腰疼”，关键是“人脸在哪里”，这确是摆在改编者面前的第一要务。笔者又说，按照郑板桥的诗句，“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一定要避开电视剧的路子，从原作中提炼出既符合原意，又令人耳目一新的艺术主题。这种说法像是顾问，但更像是考官，把“简”和“新”两个大字丢在编导的面前，让她用几个月的时间，交出一份优秀的答卷。 　　其次，《四世同堂》不好改编的另一个内在原因，是作品本身的主旨多元化，或者说，这是一部《神曲》式的交响乐。笔者不论给学生上课讲老舍，还是那天跟田沁鑫交谈，都首先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老舍要写一部北平8年沦陷时期民众生活的超级长篇，为什么不叫《八年抗战》？为什么不叫《沦陷与抗争》？为什么不叫《不屈的北平》或《北平不相信眼泪》？或者为什么不把三部曲的名字合起来，叫《惶惑?偷生?饥荒》？而偏偏要叫《四世同堂》？这个中国老百姓最熟的“四世同堂”的理念，跟“八年抗战”有没有关系，有什么关系？从这个角度思考进去，或许就能够找到诸多关系中的几个“简”，然后再从几个“简”中推出一个“新”。 　　可以欣慰的是，这个“简”和“新”，观众在剧场里看到了。然而又不是“简简单单”的简，不是“刻意求新”的新。笔者曾对田沁鑫提出过一个最简单的“过日子”论，按照笔者的理解，老舍认为中国人的哲学就是“过日子”哲学，而“四世同堂”是过日子的最高境界，中华民族的优缺点皆源于这个“过日子”。因为一心追求“四世同堂”，忽略了其他，所以国家容易被侵入，人民容易被奴役；也同样因为一心追求“四世同堂”，所以人民能够奋起，国家能够解放。笔者为了引起重视，讲得比较简单。而田沁鑫抓住了这个重点，同时又做到了“纲举目张”。舞台上，有“过日子”的纷杂热闹，也有国破山河在的紧张氛围，还有恒久不变的善恶斗法，更有悠悠流淌的旧京文化。个人的日子，家庭的日子，胡同的日子，国家的日子，过到了一块儿。所以，观众看到了一个新鲜的《四世同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