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扎特歌剧艺术风格的成因初探.docVIP

莫扎特歌剧艺术风格的成因初探 　　莫扎特是古典时期最重要的作曲家，他所创作的歌剧作品无论在数量还是在质量上都很少有人能够超越，他的歌剧所具有的艺术风格及其价值也是无人能够企及的。本文将从历史、社会及个人三方面对其艺术风格的成因进行探究。 　　首先来说，莫扎特所处年代为1756－1791年，此阶段是西方音乐发展史的高峰阶段，按年代划分它处于“巴洛克时期”之后和“浪漫主义时期”之前，同时又与前后两个时期相交重叠，被称为“古典主义时期”。 　　新的历史文化时代当然要求新的音乐风格，古典主义音乐风格也就当仁不让地登上了历史的舞台。然而，古典主义风格并不是突然成熟的，而是经过了阶段性的演进。西方音乐史上把古典主义最初探索期称作“前古典时期”，也被音乐史学家称之为“后巴洛克时期”，从18世纪二三十年代起歌剧的兴起与繁荣，世纪中叶格鲁克对意大利正歌剧的改革，以及世纪中下叶器乐领域中多种形式（奏鸣曲、交响曲、协奏曲、重奏曲）的成熟与发展，构成了体现新时期风格的三个主要音乐现象。这些新的音乐风格，在同巴洛克晚期风格并行的过程中逐渐替而代之，最终形成主导的风格。“维也纳古典时期”代表了古典主义音乐风格的真正成熟，具体是指18世纪末叶到19世纪初，以海顿、莫扎特、贝多芬各自的成熟期创作为代表，在器乐及声乐领域所形成的音乐风格而言。 　　其次，从社会层面来看，当时欧洲各主要国家新兴市民阶层不断壮大，促使18世纪的音乐生活更加世俗化、民众化。与此同时新思潮出现，即启蒙运动。启蒙运动的目标之一就是要将文学艺术普及到普通的男女中间去，使中等阶级也可分享过去只有贵族才能享受到的东西，艺术应该充实和丰富人们的生活。因此，我们发现在18世纪初期，歌剧这一艺术形式不再是专供私人宅邸演出和仅使用意大利语言，而且也向公众开放,并用各个国家的民族语言。 　　18世纪下半叶，特别是在70年代，德国文化史上著名的“狂飚运动”，无疑给了当时的社会一剂强心针。它抨击死气沉沉的封建文艺和虚伪的道德观，要求自由和个性的解放，反映了德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要求，它实际上是启蒙主义运动的继续和发展。在艺术创作上，狂飚运动的倡导者主张创作自由，力求个性解放，强调“民族风格”与个人感情的抒发。有意思的是，狂飚运动领导者所倡导的音乐直接表达诗意，恰与莫扎特音乐直接表达戏剧本质、表达剧本中诗意的歌剧主张基本相同。可以说，狂飚运动与莫扎特歌剧主张有了理论上的呼应。 　　18世纪下半叶戏剧的发展与18世纪初大不相同:一方面，戏剧已逐步确立了以真实表现为基础的现代戏剧；另一方面，戏剧要提高自身的戏剧价值，增加戏剧性，从而作进一步发展。德国著名的戏剧理论家莱辛于1767 年在其代表作《汉堡剧评》中就指出，戏剧的基本要求是真实，但是戏剧不是历史，悲剧的目的远比历史的目的更具有哲理性，“戏剧家毕竟不是历史家。历史真实不是他的目的，只是达到他的目的手段”。因此，戏剧家有对生活进行加工和虚构的权利。他又接着说道:“一切与性格无关的东西，作家都可以置之不顾。对于作家来说，只有性格是神圣的，加强性格，鲜明地表现性格，是作家在表现人物特性的过程中最应着力用笔处”。由此可见，18世纪下半叶那种要求“增加戏剧价值，表达戏剧人物性格”的戏剧观念也是和莫扎特的歌剧观相一致的。 　　“音乐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为莫扎特“用音乐直接表达诗意、表达戏剧性”之风格的形成提供了技术支持。音乐发展到18世纪下半叶，其风格已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以主调和声风格的形成、与作品曲式结构进一步发展为主要标志的“维也纳古典乐派”逐渐登上了历史的舞台，这主要表现以主调音乐为主要特征的器乐“纯音乐”创作开始了它的繁荣时期。调性功能和声语言的确立与成熟，特别是音乐创作中重要的组成要素――曲式，也同时经历着一次变革。随着社会的进步、音乐风格的转变，以往音乐作品中惯用的二部曲式结构必然要被更能表述社会现实、更能表达作曲家思想的曲式结构所替代。奏鸣曲式正是在这种社会变迁和音乐发展的双重需要下产生的。如大家所熟知的那样，调性和声思维的成熟以及对各种曲式结构的熟练运用，乃至进一步发展，都是在18世纪下半叶诞生的维也纳古典乐派的作品中体现得最为充分。莫扎特作为维也纳古典乐派的一员，自然也是驾轻就熟地掌握了这种音乐语言和创作方法的，他的器乐作品就充分显示了这一点。可以说，莫扎特在器乐音乐创作方面所流露出的对“纯音乐”技巧的熟练把握，是莫扎特在歌剧创作中所取得成就的有力保证。 　　莫扎特身边的一些人，对其歌剧艺术风格的形成也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其父亲列奥波德是萨尔茨堡宫廷音乐家，对其早年的生活给予了极大的影响。莫扎特从6岁开始，随父亲去各地旅行演出，数年间游历了多个国家，这使莫扎特开阔了艺术视野。莫扎特虽较海顿晚出生24年，但在同一社会舞台中活动，因此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