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在中东战火下.docVIP

他们在中东战火下 　　讨生活的孩子 　　我在加沙的路边停车时，一个卖口香糖的孩子出现在窗前。我给他1个谢克尔（1谢克尔相当于2元人民币），拒绝脏兮兮的口香糖。他却不干了，非给糖不可，他说：“我又不是乞丐。”我肃然起敬。 　　生意做完，他退回到马路牙子上坐着，突然哭起来。我过去问个究竟，他叫巴士拉，今天只做成了这一笔生意，爸爸原先在拉姆安拉做清洁工，自从以色列全面封锁加沙地带后就失业了。妈妈有糖尿病，他每天从早上6时工作到晚上12时，大概能挣15个谢克尔。家里有4个兄弟，一个两岁的妹妹。 　　巴勒斯坦实行义务教育，一般家庭只需交纳书本费、校服费就可以送孩子上学。但当地人家里一般都会有四五个孩子，因此无法供养所有孩子上学。由于学龄儿童过多，加沙的学校不得不实行上下午分批上课。巴士拉没钱上学，他的4个兄弟的书本费要500谢克尔。巴士拉已经很久没喝到牛奶，几乎没吃过肉。他会写简单的字，但不会读，只会讲加沙方言，不会说阿拉伯普通话。我问他还剩多少口香糖，全买了。他乐坏了，颠颠儿地回了家。我说开车送他，他拒绝：“带陌生人回家，爸爸会揍我的。”那是我们第一次相识。 　　过了一个多月，我在街上看见另一个卖口香糖的孩子，眉眼很像巴士拉。“我是他的弟弟。”小孩说。他们兄弟4个散布在城市的不同角落做同样的营生。小孩知道我买过他哥哥的糖，羞羞地把一整盒没开封的口香糖举到我鼻子底下。 　　这时，远远地一个身影跑过来，正是巴士拉，一把拉开弟弟的手：“别这样！”他低声呵斥，但我还是买了一盒。 　　有一天正午，太阳底下我看见一个小小的身影在白花花的路上挪动，是巴士拉。我赶紧招呼他坐进空调十足的吉普车，他兴奋地打量车里的一切，却没有碰任何东西。当时他正赶去一个新开张的饭店，在那里卖口香糖生意会好。我再次提出买些糖，帮他完成任务。他拒绝：“你不需要这样做。” 　　几个月后一天，我的车在红灯前站住。一个卖口香糖的小孩，一脸狂喜飞奔过来，猛拍车窗：“你要找巴士拉吗？他上学去了！”我高兴得眼泪差点掉下来。加沙街头讨生活的孩子很多，巴士拉是最有尊严的一个。 　　去往加沙地带南部必须通过一道以军设在公路桥上的哨所。按规定，巴勒斯坦人驾车过桥时，至少两人同车，单人独骑很可能被以色列士兵怀疑冲击哨所或试图炸毁公路，会立即遭到火力攻击。由此也催生出新的职业：陪人过关。那天，我一个人开车过来，一帮孩子就跑过来了：“两个！两个！”我开车门的当口，许多孩子在往上挤。其中一个叫穆罕默德的被我选中，陪同过关的“向导费”是1个谢克尔。告别时，他高兴地说：“你什么时候需要我，就到这里来！我天天在这儿。”“不上学吗？”“只上半天课，过来赚点钱。”穆罕默德说，家里就靠他一个人赚钱。 　　后来，以色列宣布将这条公路的管理权交还给巴勒斯坦人。那天许多人在桥下鸣笛庆贺，但我知道有一个孩子会因为“失业”暗自惆怅。 　　 　　手雷和百事可乐 　　8月的一个早晨，地中海海滩上冒出几个帐篷，一群赤膊的男孩跟着大人边跑步边喊口号，最后“扑通通”跳进水里，原来是巴勒斯坦各派别每年组织18岁以下儿童参加的夏令营。 　　一个名叫杰哈德的13岁男孩说，夏令营为期一个月，活动内容除了体育锻炼，还有讲授巴勒斯坦历史现状、诵读《古兰经》等“文化课”。参加夏令营的孩子大多来自难民营，最吸引他们的是免费吃住和踢足球。 　　过了一会儿，杰哈德手里多了个手雷。“这是什么？能炸死人吗？”我不相信孩子手里这玩意儿是真的。一个年龄稍大的男孩，从杰哈德手里抢过手雷，拽掉拉环抛了出去，一声巨响在海里爆炸了――就是对我的回答。爆炸声一起，头顶以色列飞机轰鸣而至，大家四散奔逃，几分钟后，轰鸣声渐渐远去，孩子们又重新聚拢来。 　　杰哈德家住在拉法难民营，当地武装人员时时跟以军发生冲突。白天，他和朋友们制作类似手雷的土制炸弹，晚上向驻守在边境的以色列士兵投掷。“我们要赶走他们，”杰哈德解释说，“其实土制手雷爆炸时声音大，但炸不死人……10米之内炸伤是有可能的。”他说自己总共做过500多个手雷，每个造价7谢克尔。“钱都是大家自发拼凑的，就像我们凑钱买足球一块儿踢一样。”杰哈德说。 　　两个年龄大些的男孩哈立德和穆撒走过来攀谈。他俩请我到海滩边的“鱼”饭店坐坐，以便交谈。我知道那家饭店很贵，婉言谢绝，但是两个小伙子执意相请。他们对服务员说，不要别的，三杯百事可乐。 　　他们俩都在学校里被发展成“公开”的哈马斯成员。“你们将来想过什么样的日子呢？难道不想生活在和平中吗？”我问。穆撒坚定地说：“我们从小就知道，巴勒斯坦人和犹太人之间永远没有和平，直到世界末日。”“为什么要杀平民呢，他们和你们一样啊……”“因为以色列人杀巴勒斯坦平民，”哈立德说，“还有，袭击军人难度更大。” 　　服务员递过来12谢克尔的账单，他俩的表情有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