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受贿刑法调控的不足与完善——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研究.pdfVIP

商业受贿刑法调控的不足与完善 商业受贿刑法调控的不足与完善 ——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 曾粤兴+日—-亨‘，、 北-jI,k勇”为 商业贿赂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出现的商品交易中的一种“潜规则”。 作为一种不正当竞争行为，它严重损害着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秩序。现阶段， 我国商业贿赂已经成为经济生活中的一种突出现象，然而却没有得到有效的 遏制。随着德普案、朗讯案、立邦案等著名跨国企业商业贿赂案的陆续曝光， 商业贿赂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和政府的重视。2006年1月6日，中央纪委 第6次全会将反商业贿赂列为今年6大要务之一。全国人大常委会2005年12 月24日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六)》中，将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的主体扩 大到公司、企业以外的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笔者将通过对我国刑法相关规 定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及各国法律的比较，在理性 分析的基础上指出我国刑法对商业受贿的调控存在的诸多不足，并提出相应 的完善路径。 一、 《公约》对商业受贿犯罪的规定及特点 商业受贿是指商业经营者及与经营活动相关的人，利用职务或者业务上 的方便，索取或接受不正当好处的行为。商业受贿在我国刑法中没有对应的 罪名。我国刑法根据受贿行为的性质将受贿犯罪分为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受 贿罪和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而《公约》将受贿犯罪分为：公职人员的受 贿和私营部门内的受贿罪，二者基本一致。我国刑法与《公约》在规制商业 受贿上的主要共同点是将从事公务的人员在商事活动中的严重受贿行为因其 既侵犯了市场经济秩序，又侵犯了公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危害性大于一般 商事主体的受贿行为，以公务受贿罪予以处罚。但是，《公约》较之于我国 刑法对严重商业受贿的规定更为科学、合理，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犯罪构成上。犯罪主体和犯罪客观方面规定宽泛 首先，在犯罪主体上，《公约》第2条将公职人员的受贿主体——公职 下 编 +云南大学法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法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博士后研究 人员。 一湖南娄底人，云南大学法学院2004级刑法学硕士生。 中国刑法学年会文集 人员规定为“为公共机构或者公营企业履行公共职能或者提供公共服务的任 何人员”。而第21条将私营部门内的受贿罪的主体规定为“以任何身份领导 私营部门实体或者为该实体工作的任何人”。可以看出，公职人员受贿罪与 私营部门内部的受贿罪之问的根本区别在于受贿行为的性质——是公务还是 普通业务。进一步说，二者的本质区别是利用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之便还是 利用私营部门管理业务之便。这种以行为的性质定罪的模式无疑是妥当的。 当然，对于商业受贿犯罪而言，犯罪主体的受贿行为可能具有公务性质，也 可能是私营部门的普通业务犯罪，因此，既可能构成公职受贿罪也可能构成 私营部门内部的犯罪。同时，犯罪主体规定宽泛而明确，有利于严密法网， 打击商业受贿犯罪。 其次，在客观要件上，《公约》中不管是公职人员的受贿罪还是私营部 门内的受贿罪中贿赂的标的都是“不正当好处”，不限于财产和财产性利益， 还包括非物厨I生利益。而且受贿行为没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限制。腐败 犯罪行为的界定较为宽泛，同时“概念明确，容易认定，妥善地解决了立法 的严密性与明确性的矛盾问题”①。 (二)刑事责任上，重视资格刑的适用 《公约》明确规定了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第30条规定，各缔约国均应 当使根据本公约确立的犯罪受到与其严重性相当的制裁。同时，《公约》通 过对资格刑的适用，提高腐败犯罪的预期成本，剥夺腐败犯罪人的再犯能力， 从而因应了腐败犯罪的贪利性特征。《公约》第30条规定，各缔约国应当取 消被判定实施了根据本公约确立的犯罪人在本国法律确定的一段期限内担任 下类职务的资格：(1)公职；(2)完全国有或者部分国有的企业中的职务。 这就明确规定了资格刑在腐败犯罪中的适用。对于商业受贿罪而言，犯罪分 子是理性的经济人，会对自己的受贿行为进行“成本与收益”的估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