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汉语词汇现代研究历史进程.docVIP

　　　　　　第一章　　汉语词汇现代研究的历史进程 　　当代中国词汇研究的大潮中涌现出一股富于生命力的思潮汉语词汇的人文性研究。它是文化语言学理论在汉语词汇领域实践的产物，构成了当代汉语词汇研究的一个重要走势。回顾２０世纪汉语词汇研究所走过的路程，可以清楚看到，以人文研究为己任的当代中国词汇学迅速兴起有着历史的必然性。 　　一、语法研究一统天下的现代中国语言学 　　现代中国语言学以突兀而起的《马氏文通》为奠基标志。《马氏文通》建构了中国的第一个汉语语法体系。这是一部语法著作，但它的影响却远远超出了语法学的范围，它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目标都对将近一百年的现代中国语言学产生了极其巨大的影响。 　　首先，它导致了中国现代语言学极不平衡的发展。在整个现代中国语言学发展史上，最为繁荣，占据主导位置的始终是语法学研究。开初是《马氏文通》派的大肆张扬，其后是“模仿派”的驰骋天下，接着是４０年代的“革新派”，５０年代的“规范化”，再后就是“功能派”“形式派”“生成派”一代一代的兴替。现代中国语言学各个历史时期的变换，都是以语法学研究的转移为转移，以语法学的兴衰替换形成了一个个不同的研究时代。一代代的汉语研究家，也都将他们的主要精力投入到语法学的研究之中。在现代中国语言学的百年研究史中，几乎没有不研究语法的汉语言学家。在这段时间，其他语言分支学科也得到过一些长足的发展。如现代汉语方言学、古文字学、少数民族语言学、修辞学等。但它们都没有取得像语法学那样显赫的地位和影响，其中除古文字学因有着它特定的材料发现的原因外，其他学科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语法学研究的影响。无论从研究领域，研究理论或研究类型来说，汉语言学多学科的全面繁荣是在８０年代以后的事情。 　　其次，《马氏文通》以它的研究规范左右着其他语言学科的发展。《马氏文通》不仅在研究内容上深深影响着现代中国语言学的学科发展规模，而且在研究方法、研究目标等方面也都给其它学科定下了学术发展的框框。虽然在后来的语法学发展上，对《马氏文通》的传统都有更革，有的甚至直言是对它的革命，但静观其往，仍以沿革居多。这就是因为《马氏文通》的研究规范已经深入到后来者的思维定式之中。这突出表现在理论依据的取向上。《马氏文通》的理论参照系是以西方语言理论为基准的。马建忠直言道：“各国皆有本国之葛郎玛，大旨相似，所异者音韵与字形耳。”[1] “斯书也，因西文已有之规矩，于经籍中求其所同所不同者，曲证繁引以确知华文义例之据，而后童蒙入塾能循是而学文焉。”[2] 这种向西方语言学寻找理论支撑点的作法在百余年的历史中似乎形成一个传统。在这以后几乎所有有影响的语法学家的理论体系中，都可以寻觅到西方语法体系的框架。如刘复《中国文法通论》之于斯威特的《新英语语法》，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之于英语的《纳氏文法》，王力《中国现代语法》和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之于叶斯泊森的“三品说”，高名凯《汉语语法论》之于马伯乐、房德里耶斯。这种习惯于向西方寻找理论支撑点的作法影响了汉语研究的几代人。也使得汉语语法研究的大势总是表现出把西方语言理论向汉语研究领域进行“移植”，并使之日渐“精致化”的特点。这种倾向的极度发展，导致了８０年代中国文化语言学首先在语法学界的发难。它呼唤汉语研究应该向中国语文传统的人文精神靠拢，这才使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发展轨道首次发生了方向性的变化。 　　再次，《马氏文通》在研究方法上也确定了以后研究的基本路子。《马氏文通》认为：“古经籍历数千年传诵至今，其字句浑然，初无成法之可指。乃同一字也，同一句也，有一书迭见者，有他书互见者。是宜博引旁证，互相比似，因其当然以进求其所同所异之所以然，而后著为典则，义训昭然。”[3] 这种一反语文学习传统“传诵至今，其字句浑然”的习惯，主要用“博引旁证，互相比似”来发现汉语句子规则的方法对后世影响深远。它发展到后来就是在分析范围、取舍材料上的固定化，在例证数量上的精确化，在运用方法上的统计化。王力在写作《中国现代语法》时，所利用的材料就是以《红楼梦》为主，这比起《马氏文通》的取材止于韩愈文章的作法在材料范围上明确单一了许多，但取材之道却同出一辄。发展到后来，也就很自然由断代的共时研究进一步过渡到极易量化的“专书”“专人”式研究。 　　在外来语言理论指导的宏观控制和内在实践的具体制约下，这种研究的宗旨也就很自然是以发现语言的形式规则为主要着眼点了。在这种语言研究观看来，前人对语文经籍的认识并没有揭示汉语文法，那时的古籍仍属“初无成法之可指”。这样也就把发现“华文义例”作为自己的追求目标。应该说，在《马氏文通》中，在揭示“华文义例”的工作中还是注意了贯穿于“文理”之中的“文气”“文运”的。这实际上就是把抽象的句子组织规律与背后蕴藏的表意功能结合起来了。在后来者的研究中，对这种形式与功能结合中的前者